继福建远华走私大案后，大陆另一个骗税大案目前正在广东潮汕地区慢慢拉开帷幕，尽管此案已经掀开冰山一角，但由于该案金额高达逾千亿元人民币，远远超过远华案，并且涉案人员众多、背景复杂，致使该案调查了三年仍然进展缓慢，加上中共高层和香港富商直接插手，使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据了解案情的人士透露，与福建远华走私大案逃税八百亿元人民币相比，潮汕骗税大案可谓是更加有恃无恐。其对国家财产的侵占程度，几乎到了疯狂地步。

与远华案相比，潮汕骗税大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而且作案手段恶劣，所有贪官不仅"团结一致骗老共"、"齐心协力挖国库"，而且用的完全是"空手套白狼"方法，用虚假手段直接从国库中挖走逾千亿元人民币。

"出口退税"是一九九六年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后，朱镕基采取的一项为刺激出口，增加产品在海外市场竞争力，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改革措施之一，政府根据企业出口额，按照高达百分之十四点七五的综合退税率，将税款退回给出口商。

该办法施行后，向来有"看见红灯绕着走"经验的广东人，立刻发现"出口退税"存在很大漏洞。在当地不法商人运作下，通过官商勾结，或者提供一些空货柜，报称出口给海关查验，或者多报少出，甚至勿须产品出入口，就以伪造、虚开发票等手段，疯狂诈取国家退税款项。

据说早在一九九七年就有人检举潮汕骗税案，由于当地官员普遍参与该项骗税活动，致使案件真相一直被掩盖。直到一九九八年有人把检举信直接送到中纪委后，国家税务总局才责令广东省和汕头市税务局着手调查，但由于当地商人和政府官员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这起骗税案件由当地政府一手操纵，省、市派出的调查组仅到当地"轮子转转、碟子转转、裙子转转"，就打道回府了，甚至连走过场的程序都没有。

随着越来越多检举信送到中纪委和国家税务总局，致使北京高层意识到广东潮汕地区的骗税现象不能再视而不见。加上中央项目组在查处福建远华走私案过程中，也发现深圳海关、汕头海关等主要部门，不仅涉及远华走私案，而且还涉及潮汕骗税案。在这种情况下，潮汕骗税案才逐渐引起中央高度重视，遂决定彻底调查广东骗税案。

由中纪委和国家税务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明察暗访发现，此案不但案情复杂，而且阻力很大，除了案涉广东及潮汕等市的主要领导人外，还牵涉一些港商。

后经联合调查组以项目形式向中央汇报后，在朱镕基的亲自批示下，国务院和中纪委于二零零零年八月七日正式成立"八零七项目工作组"，成员全部从外地抽调，由总理朱镕基亲自部署，政治局候补委员吴仪、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亲自负责，调派千人自二零零零年八月七日起进驻广东后即刻展开大规模调查，并集中力量在潮汕地区展开大规模打击骗税、骗汇统一行动。

调查组进驻潮汕后，先后约谈了近二百名官员，被"双规"（在规定地点和时间交代问题）的官员不仅有潮汕地区官员，也有广州、深圳的海关和税务部门人员，官员最高层次达副省级，其间共拘捕数百名官员和各类企业负责人及黑帮成员，有两名工作组官员殉职。

经过三年调查取证，终于有所突破，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至十四日，汕头市、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公开审理五宗共虚开十二亿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涉及虚报增值税十二亿元人民币，骗取退税额达二亿元。

首批被告共九人，包括黄金池、林镇裕、陈汉杰、陈壁亮、郑继亮、黄振池、林俗存、黄文龙、何涛。据检方的控罪称，上述九人为牟取非法暴利，自一九九七年开始，就在潮汕头、普宁等地通过向工商管理部门出具虚假证明，骗取申请成立虚假公司，然后再以签订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与税务人员勾结，用虚开（为他人虚开、介绍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式，向国家骗取出口退税，至案发前，上述九人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万二千余份，涉及金额总计超过十二亿元人民币，共骗取退税款项二亿多元人民币。

检方认为，上述九人被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依法予以严惩。庭审过程中，检方也出示了有关证据，九名被告人作了陈述，其辩护律师也依次发表了辩护意见，当庭出示的证据也依法进行了质证。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大陆《刑法》明确规定的一项罪名，由于其既侵犯了国家增值税发票和其它专用发票的监督管理制度，又破坏了国家税收征管秩序，造成国家应收税款的大量流失，因此是国家整顿税收秩序的打击重点。

由于潮汕骗税案涉及金额可能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一般相信，上述被审判的九人，只是揭开"八零七案件"之冰山一角而已。虽然第一批审判的九人中没有一个是政府官员，但是，外界普遍相信，这九人涉及的五宗案件是"八零七工作组"进驻广东潮汕地区以来，开始"收网"的一个标志。

果然不出所料，紧接着，"八零七工作组"又于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春节前夕拘捕了中共揭阳市委常委、普宁市委书记丁伟斌、普宁市检察院检察长周光林、汕头所属的潮阳市市长郑火木及该市另两名副市长等五名现职领导人。

丁伟斌被捕后，因自知涉案金额巨大，遂将任职期间所记录收受钱财的一百余笔账一一交代。据丁伟斌、郑火木等人初步交待，他们参与的骗税及贪污受贿七十余宗，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仅周光林协助其"干儿子"（某中港合资企业负责人）一次性逃税，就高达金额一亿二千万人民币。

除上述涉案人员外，据说，目前已有一百七十余名涉案的企业负责人被捕，被捕的企业负责人中，涉案金额少则数千万元，多则数亿元，其中一家企业仅被项目组收缴的虚开发票就装了三辆军用卡车，涉案情况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仅凭潮汕地区几个县市级贪官，是没有胆量侵吞上千亿国家财产的，背后一定有更大权势的人替他们撑腰。

潮汕骗税案金额之惊人，是中国近年所有贪污大案中所罕见的，也是中共查处远华走私案后另一个想追究而无法深究的腐败大案。该宗骗税案件不仅涉及潮阳、深圳、珠海和广州、香港等地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而且广东省市领导和中共高层及部分香港富商也牵涉其中，据说个别与潮汕关系密切的香港富商，一边在潮汕地区跟当地官员紧密勾结、建立虚假公司、骗取退税，另一方面又利用赚来的不义之财在香港大撒银子买通通往中共高层的关系，而中共当朝红人曾庆红就是这些不法商人买通的对象之一。

据中共内部传出的消息称，参与潮汕骗税案的一些港商，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与曾庆红攀上关系。一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因为曾庆怀一直以大陆文化部驻香港窗口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在香港广结善缘（曾庆怀的实际身份是文化部的一个司长），不好好在北京当官，以推广中国文化为名到香港到处拉赞助搞活动。参与潮汕骗税案的香港富商于是投怀送抱，包括赞助曾庆怀拍摄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等，经过逾四年的权钱往来，香港富商们不仅与曾庆红兄弟建立了密切关系，而且也铺设了一条直通中南海的信道。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牵线。据说曾伟一直在广东等地经商，与中港两地许多富商关系火热，是中港两地官商勾结的重要桥梁。参与潮汕骗税案的商人们自从搭上曾伟这个当朝公子后，等于搭上了通往中南海的天地线。

由于上述关系，参与潮汕骗税案的香港富商们目前正在积极游说曾庆红，希望透过江泽民的红人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谁都明白曾庆红亲儿子，亲兄弟在其中拿的钱是够掉十次、百次脑袋的，而且要是说曾庆红一点不知道此事，恐怕没有人能相信，如果没有曾庆红这个靠山，那些参与潮汕骗税案的香港富商们凭什么给他儿子、兄弟钱？因为「曾庆红」三个字就是通向国库的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潮汕骗税案能否查下去，应该说早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