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獨家首次大披露:張學良與本家晚輩的一次談話 (圖)
 
2001年12月8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編者按:爲紀念「西安事變」65週年並紀念將軍,南方週末報在事變紀念日(12月12日)前夕,特獨家披露張學良1986年與本家晚輩的一次談話。

本文錄音由張友坤先生整理,南方週末發表時刪除了部分重複內容,標題是編者加的。

張學良這次自述,或因面對自家晚輩,道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歷史信息,相信能增加讀者對張學良乃至中國歷史的體認。

張學良說:要不是「文革」,臺灣早就被大陸拿回去了

我現在還要跟你們講一段我信上帝的事。我說是一種經驗,是一種體會。就說現在的臺灣吧,你看看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共產黨早就應該把臺灣拿去的,正是劉少奇、周恩來搞得成功的時候,臺灣是站不住的。那時候,臺灣是站不住的,臺灣不行啊。可是,共產黨搞那個「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你知道嗎,這正好給臺灣一個喘氣的機會。因爲他們搞「文化大革命」,把機會耽誤了。美國本來是想拉住中國大陸的,但在「文革」中,劉少奇、周恩來被罵爲走資派。那時候若不是那樣,臺灣就沒有了,早就被大陸拿回去了。這是上帝給臺灣的機會。

他們爲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呢?把劉少奇弄死了,周恩來也倒霉了。把劉少奇他們這一派搞下去,把中國大陸搞得那麼糟糕,這是爲什麼?今天,他們也能夠承認搞錯了,改正過來了。給中國三十年、四十年,只要好好幹,大陸是會成功的。現在,大陸收復臺灣就很難了。

那時候,我們都憂心忡忡,爲什麼?我不是憂心我自己,是憂心臺灣的局面。

什麼局面?蔣老先生在的時候,他下面有兩個人可能接班,就是陳誠和蔣經國。陳誠野心勃勃,想當總統,著急的時候,甚至要老總統把位子讓給他,說老蔣先生年紀大了,應該把位子交出來。那時候,蔣經國對我說,並要我不說出去,說:如果有一天老總統不在了,他準備去美國。

唉,誰能辦得到,這個事不是某個人所能做得到的,是上帝的意思。你想一想,這時候,恰好陳誠病了,死了。這一死,情況就不同了。

若老總統突然一死,陳誠出來接班,非亂不可。後來,陳誠死了,選出嚴家淦。嚴家淦這個人很豪爽、很穩。嚴家淦當行政院長,經國當行政院副院長,嚴當副總統,他當行政院長。最有意思的還是上帝的安排。陳誠一死,老總統病了好幾年,他病了好幾年,就等於在教蔣經國,告訴他怎樣治國,結果,蔣經國就把黨、政、軍都學會管理了。你明白嗎,上帝給了他這幾年機會,練了幾年功夫。如果蔣先生突然死了,這個局面就不好維持。老總統讓經國先當了國防部長,再當行政院長,當經濟委員會主任。他這樣做,一直到死,都教得差不多了,他才故去。所以我說這是上帝安排的。如果陳誠還在,那可怎麼辦?

後來的這十幾年,蔣經國幹了好多好事,爲什麼?因爲老先生的那些短處,他都看見了,都把它改正了。他對臺灣那些事,確實有辦法。把軍權統一了,誰能統一軍隊,就像我當年那樣,把軍隊的事弄得很好,可喜啊。這同樣是上帝的意思。他那幾個大將,最重要的是孫運璇。這個人了不起。趙……(此處聽不清楚)死了,他也了不起。你自個兒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那不行。我給你說,千算萬算不如上帝一算。你就說陳誠吧,有多少算啊?就說大陸上的事吧,江青有多少算呀,也不行啊。

開場白

我今天講的都是基督徒的歷史觀。你大媽(指趙一荻)老說我是「三教九流」,說我「背著基督進孔廟」,我一說話就常常說出儒家的思想。我也會說出佛家的。

京戲《趙氏孤兒》中的老程嬰一開唱就說:千頭萬緒湧上心頭。我今天給你們談話,也是千頭萬緒湧上心頭。我今天要講歷史,我先問你們,什麼是歷史?(答:歷史就是過去的事。)

今天我是給你們兩個上課:什麼人有什麼人的歷史觀。共產黨的歷史觀,說造成歷史的是無產階級的行動。中國老的傳統歷史觀,說中國是皇帝老爺的家,中國人現在腦子裏,還有皇帝家譜的思想。

我們基督徒的歷史觀不是這樣。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今天講的都是基督徒的歷史觀。看起來基督教好像很簡單,其實不然。我們說基督教是一種經驗,是一種體會。基督教是我們的經驗與體會。比如我個人,我相信基督教,講的就是我對基督教的體會。我跟你們講歷史,給你們講你們要問的事,我都是根據事實講的。

無論你做什麼事,你一定得有一箇中心思想,沒有中心思想不行。比如共產黨,共產黨爲什麼能夠勝利?爲什麼能夠成功?因爲他們有中心思想,那就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就是他們的歷史觀。我們中國的傳統歷史觀,大多數都是儒家思想。

我現在的講話,可以說,有一大部分是與儒家有關,因爲我從小就唸儒家的書。所以你大媽老說我是三教九流,說我「背著基督進孔廟」,我一說話就常常說出儒家的思想。我也會說出佛家的,因爲我研究過佛教,以後我慢慢給你們講佛家的事。我對佛教有相當的研究,我與信佛教的人一塊說,他們甚至沒有我知道的多,研究的多。所以,我今天不願你大媽來,她一說,就說我是三教九流。我老說她:「你不要那麼講!」今天我開始就跟你們講戲,如果她來就會說「你一講就是唱戲的」,一下子把我的話打斷了。

出生時的異相和窮困

我一下生(方言:出生,時爲1901年6月3日───編者注),就有很多怪事。你們看,我的腦蓋上有道縫,你們摸出來了嗎?(錄音有停頓)我的腦蓋有道縫,你們摸出來了嗎?(答:摸出來了,摸出來了。這,這,摸出來了,這裏是有道縫。)

本來人的腦蓋骨有許多縫,不過你們的都長好了,我的沒長好。保羅在聖經上說過一段話,人沒出孃胎,上帝就造就了我。我可以這樣說,我的下生啊,是我媽媽在大車上把我下生的。大車,懂不懂啊?(答:是木板車吧!)我們東北有三個馬、五個馬、六個馬拉的大車。我媽正在逃難哪,她把我生在大馬車上了。所以我是在咣噹咣噹行進中的車上下生的小孩,因此腦蓋骨長不好。我說這些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是上帝的安排。

我母親在逃難中生完我,就病了,她沒有奶水,我就沒有奶吃。那我怎麼活呢,所以我過去的身體很不好。曾經有個大夫說我身體很不好,很糟糕。我說,你大概說對了。我是靠喝高粱米湯活下來的,不是你們今天喝的白米湯。後來稍大一點,就由大人把煮熟的高粱米嚼碎餵我吃。我就是這麼活下來的。那時我們家不是有錢人家,窮得了不得。我慢慢把這個窮給你們說情楚。當時給我僱了一個奶媽,後來我長大了,也一直養著她。奶媽是花了一塊銀圓僱的,(來的時候)都40多歲了,你想那奶水能好嗎?(張學良笑)

我的真名字你們大概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揀來的,叫「雙喜」,就是「雙喜」煙那個「雙喜」。爲什麼叫雙喜?因爲你爺爺(即張作霖)在八角臺出去打仗,打了一個勝仗,你爺爺是從那裏發起來的,第一次打了勝仗,家裏又生了一個兒子,可謂雙喜臨門,所以給我起名叫雙喜。我到五六歲的時候,說話還是說不清楚的。到現在也說不大清楚,因爲我舌頭短,不好使。小時候人家都說我不會說話了,說不好了。因爲我小時候太苦了、身體太壞了。

現在說家裏的事,再倒回去說。

你爺爺因打死人逃走了,逃到朝鮮去,過了鴨綠江,在朝鮮當兵。他當兵去了,把你奶奶(指張學良母親)扔在家裏。本來我外公家多少富一點,是個小地主,但我母親也不回孃家,結果我們沒有飯吃,沒有床睡啊。奉天(今瀋陽)都是睡土炕,我們的炕上沒有炕蓆,就在泥巴上睡覺啊。我母親給我看她的腳,腳後跟都結了子。你知道這是怎麼來的,是在泥巴上睡覺睡出來的。那時我母親沒有飯吃啊,幾天都吃不上飯,(於是)我舅媽就從她們家偷一點米給我們吃。所以,我爸爸後來老提醒我:你可不能對你舅媽不好。我不喜歡我舅媽,(但)我舅媽死後,我舅媽的一家,都是我養著的。因爲我爸爸經常說:沒有你舅媽就沒有你!

愛國狂得張伯苓一言之力

我那時十六七歲,第一次出去聽演講,要是與張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幹起來不可。

接著我再給你們講講我大一點的事,就是念書。

那時我們東北,也就是東三省,叫日本欺侮得夠嗆。我十五六歲時,思想開始有了一些變化。我們那時候青年都愛國,我從小就是一個愛國狂啊。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21條,是一個亡國條約。因此我心裏很不舒服。爲什麼不舒服?因爲東三省要完蛋了,我們全中國要被小日本吞去了,我心裏怎麼能舒服呢?

那時候我身體很不好,有病還吐血了。你爺爺有個醫務處長,他是個基督徒,是在奉天的一個英國人。他是從醫院出來的,他跟我很好。他勸我說:你不要灰心,可以出去散散心。可我覺得中國弄成這個樣子,作爲一箇中國人活著還有什麼意思?他說:我可以給你一張票,去聽聽演講。

那時我還不懂這些玩藝兒,沒這個時髦(指聽演講)。當時奉天有個基督教青年會,張伯苓(曾任南開大學校長)到那裏演講(時在1916年────編者注)。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將來的希望有我》。這就打動了我的心。「中國將來的希望是什麼?」我正爲這一問題彷徨呢,我想去聽聽。

我那時十六七歲,第一次出去聽演講,要是與張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幹起來不可。年輕時我衝得很。他開場說:「簡單地說,中國將來的希望有我。」我心想:哈哈!有你,你算什麼東西?有你又怎麼樣?有你中國就不會亡?哈哈!當時我真想站起來問他:有你?你算什麼東西?

他就慢慢地講起來,說:人哪,一定不要灰心,你應該自己站起來說:「中國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應該負責中國的事。」他說:「大家都說中國有我,中國就有辦法了。」哎,我一聽,他是個好樣的,說的話很有道理,首先是他給我以希望。從此,我跟奉天基督教青年會有了來往。

我就是從這時開始醒悟過來的。

愛人狂卻學軍殺人

我就跟你爺爺說:「這樣吧,如果人家都幹不了的事,那我也幹不了,這也不算丟人;如果人家都幹得了,而我幹不了,那是我的事。」

本來我想學醫,治病救人,以洗東亞病夫之辱。我是愛國狂,也是愛人狂。那時,奉天有個南滿醫學校,我對它是很熟很熟的,想去學醫,你爺爺不支持,可是怪得很,他反對,也不說不讓我去。你爺爺不讓我去,我也沒辦法去呀。

當時我念英文,也想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