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普通人，对法轮功基本上是所知不多，如果不是去年“4.25”你们万人包围中南海的举动，以及中共随后而来的铺天盖地的围剿，恐怕今天也无缘知道你们和了解你们。一方面“4.25”使你们一夜而举世闻名。另一方面中共不择手段的镇压又使你们成为二十世纪末的殉道者；其壮观的程度绝不亚于世界史上任何一次对于宗教迫害的反抗。

我没仔细研究过你们奉为至上的“法轮大法”，因此不想对此予以置评。我想你们对于法轮大法的虔诚程度和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徒对其信仰的虔诚度一样，我也相信许多信者所说，通过学练法轮功之后身心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改变，甚至一些医学上被认为绝症的病也会痊愈。我想这些都是真实的，正像许多其它宗教亦或其他气功一样在修练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出现一些用目前的科学难以解释的超常现象或奇迹。

我在这封信里只想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探讨你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一般的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角度；因此也是从被世界公认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出发做为讨论的原点，以此希望获得达到某种沟通和理解，我想这对于所有人都是益外的。

由于篇幅限制，我在这里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法轮功与政治』，这个问题也许比较敏感，因为贵会与一直宣扬对政治不感兴趣，视政治为“粪土”；也可以将这种宣传理解为对“政治”的立场；并由这个立场延伸出贵会对于“政治”的政策，并由这种“政策”决定了贵会对外部世界（包括社会、其它团体、政府、政党等等）等必需要涉及的人或物的立场及行为方式，因此在此予以讨论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首先我们要界定“政治”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一针见血的指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因为人不可能独立的生存，要通过家庭、社团、直至国家来体现这种存在。构成相互之间关系并在某种层次起着重要作用的是我们现在称做为“政治”一种关系，而国家是这种关系的最高体现，是一种$$%最大的善$$%(亚里士多德语)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指出：“自由并不会妨碍虔诚的信仰和国家的安宁，并且是这种信仰和安宁得到保证的最基本的条件”他们两人的看法说明了以下两点：

1人的生存（包括社团）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2、自由是“政治”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因此当我看到许多法轮功成员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时，我感到了奇怪，因为这种说法和法轮功整体的行为方式不相符合。一个人或社团当和其它社团或社会不产生任何冲突时那么相互关系也许是非政治性的，一旦产生某种冲突并伴随的权力的介入，尤其是伴随着本来应该扮演维持社会平衡关系的国家权利的介入，那么这种关系就演变为政治关系和政治冲突。例如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制度的畸型导致了社会成员和团体之间关系的畸型，少数人或团体垄断了社会大部分的权利和资源，那么构成了和其它社会成员之间非平等的或者是压榨的关系，那么这种依靠暴力来维持的关系一旦受到了挑战从而引发各种冲突，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都是一种政治的冲突（只要涉及到权利）。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任何争取基本权利的努力都会受到残酷的镇压，无论争取自由的努力和压迫者一方的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我看不出法轮功信者争取练功的环境、权力和89年学生争取言论、新闻自由以及中国民主党人争取结社自由，西藏争取自治权利，地下基督教会争取宗教自由之间有什么不同。

这种努力的基点都在于争取一种共同的权利，也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那么如何区分这之间哪些是政治性的，哪些是非政治性的呢？

事实上从法轮功信者开始到报社交涉至“4.25”中南海静坐，就已经开始了争取新闻、示威、到结社自由的努力，这种行为已经是政治性的了；伴随着中共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和法轮功大规模持续的抗争（天安门广场不间断的抗议、建立自己的网站和电台），这场冲突早已演变为一场政治的对抗和冲突（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这场冲突不仅仅是法轮功和中共局部的冲突而是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和社会其它社团（例如组织自由工会、组党等）的努力是一致的。因此我认为法轮功在理论上陷入一个误区――蔑视政治（其实迄今为止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种政治行为）.事实上我们正在争取的就是一种“清明政治”而这种“政治”的实现需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贵会这种对于“政治”的立场对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持方面构成了障碍，我希望能通过讨论来获得某种沟通。

“法轮大法”除了救人之外也应$$%救世$$%，不仅应教导人做好人和具有“真、善、忍”的操行，也应教导人对社会和他人尽责。历史一再证明像对法轮功信者这种大规模的镇压只有在极权制度下才会出现，只有结束了这个畸型的制度，社会才会安宁，法轮功的信者才会有一个安静的练功环境。以上一点看法是一个普通人对法轮功的一点理解。

最后我想说的是非常敬佩你们对于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相信你们的事业一会成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你们一起为改变中国这种状态做出努力。

再接再励

赵南
2000年8月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