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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瘤齐发,推陈出新--中国腐败面面观
 
2000年8月21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腐败现象,古已有之,腐败问题,其源已久。但在腐败头江泽民的带领下,腐败官员们不断翻出新花样,推陈出新。我们不妨细细地考察一下当今中国腐败者的“奇技淫巧”。

一:美女云集繁荣“娼”盛

疯狂地追逐钱财,是腐败的一个重要内核。然而,以“黄”生财,搞活经济乃腐败分子在经济大潮冲刷下的新发明。记得在东北某省的一次党代会上,有的代表对城乡市镇“美女云集”的现象提出批评,该省省委书记的答复竟然是:“不要只看到消极的一面,没有她们在各个角落活跃,外国游客和投资者还会来吗?”而今,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的卡拉OK厅、歌舞厅、咖啡厅、酒吧,搞的那些所谓“时装表演”,无一例外是“透明三点式,披块花手绢”。

也许,人们都不会忘,几年前发生在东北辽西地区那场震惊全国的所谓“扫黄”案:阜新市公安局局长毛景祥及其领导下的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为了“创收”,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扫黄”运动,公安人员与三陪小姐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一场劫掠下来,金钱堆成了山,冤案也堆成了山。虽然“扫黄”运动上缴国家财政3亿多元人民币,但是比这个数字更多的金钱却被腐败分子们悄悄地揣进了个人的腰包。

这场名为“扫黄”的运动,其实是“培养妓女勾色鬼,公安出面抓嫖客”,由于“内部规定”:抓一个嫖客罚款5000元,小姐举报一个嫖客奖励小姐2000元,立即兑现。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他们越抓积极性越高,有的公安干警甚至指使自己的妻子和姐姐妹妹当小姐“勾引”嫖客给自己抓。由于“奸”出小姐之口,引发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产生。于是,当年在整个东北地区,阜新市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阜新市公安局扫黄工作“成绩”最大,创收最多,然而,阜新的“小姐”们却越来越多,一时间,阜新的小姐名扬全国。当年的辽宁省曾有这幺一段民谣:“阜新车站大楼外,拉客小姐一排排,假若小姐不出来,警察财路哪里来?

二:寻找后路狡兔三窟

一般说来,腐败分子至少有两个特殊需要:一是他当官要上下左右地应酬,要为自己的升迁寻找“护身符”,没有钱办不成事;二是腐败官员要为他自己的退路早作打算。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们为寻找后路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均使出了看家的本事。陕西铜川市就发生这样一件“奇闻”:因老子曾是区人事劳动局长,使得其年仅14岁的儿子也跻身于国家干部之列。

三:夫唱妇随沆瀣一气

“夫人干政”,已不新鲜,但是近年来夫妇共同腐败现象的剧增成为官场腐败的一大景观。枕边风着实可怕,有为数不少的官员就是因来自枕头边的风给吹腐败的,有一些则是夫妻“同气相求”、共同索贿受贿。

原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续娶了一位小其22岁的妻子马玉龙,老夫少妻,韩对马百依百顺,一篇报道这样记述他们夫妻受贿的情形:“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敢;他不便收的,她方便。”结果韩福才被判刑8年,马玉龙也被判3缓5。另外,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张德元和其妻子,河南省鹤壁市原市长朱振江和其妻子,湖南第一贪――机械工业局原局长林国悌和其妻子……都是这类腐败的代表夫妻。

四:舐犊护子移民海外

一些即将离退的干部,是抱着“此身已矣,子女何堪”的态度准备退路的。于是,腐败分子利用职权放胆搂钱,积极笼络能接触到的一切海外人士,哪怕签订使外商得利的“丧权辱国”协定,要换取子女出国的保证,子女到了海外之后,搂到手的钱便迅速转移海外,建立紧急状态时的避风港。一些腐败分子手里都有一本用30万至100万不等的人民币买到手的外国护照,一旦需要,他们便会亮出“外宾”的身份“返回”自己买来的那个“祖国”去。某市外贸系统一干部对外商收贿让利,事发被审查,在即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时,他突然当众提出,在场主持审查的某书记的2个女儿和1个儿子都在外国“留学”。他问道:“您的工资不到1000元,人所共知,您在海外没亲属,您的子女又不打工,他们的生活费哪儿来的,能说明一下吗”登时,全场冷了下来,静得连那位书记汗珠子掉在桌面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五:蛇鼠一窝前仆后继

近年来的腐败案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窝案串案骤然增多,一挖就是一窝,一扫就是一片,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这是腐败分子为了保护自己而结成的关系网。

“湛江烂透了,走私分子已经指挥了我们的党政军”,这是朱镕基总理在听取中纪委对湛江特大走私案情汇报作出的评价。在湛江,寡廉鲜耻的政客们与境内外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坑害国家、鱼肉百姓,真正做到了“官匪一家,警匪一家”。“黑金” 发挥了足以动摇国家根基的巨大破坏力量,境内外黑社会分子利用走私的数百忆的黑钱,公然收买当地的大小官员,以换取一切非法活动如走私、勒索、抢劫、杀人的“合法化”。此案被查处后,有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等300多名党政官员翻身落马,有的甚至被送到了断头台。

六:权钱交易投桃报李

如今,中国官场一些腐败现象主要发生在掌握人、财、物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少数当权者身上。他们凭借和滥用手中的权力,在招工、招干、分配、提拔、农转非、批地皮、承包基建工程、批贷款等方面,开“后门”、走邪道,从中贪污受贿,或倒卖物资、侵占他人利益,疯狂地侵吞国家、集体资产。这一切都无不与“权”有关,并且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实权人物”的身上。同时,“实权人物”还利用“权力”进行各种“曲线交易”,今天我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帮我办事,给你好处,明天你利用我手中的权力,帮你解决问题,给我“酬谢”。如此“投桃报李”、相互利用,以“权”换“钱”,以“钱”还“权”,可谓是“等价交易,公平其利”,所取得的是实实在在的“双赢”局面。

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反腐败的许多规定和政策,看起来都不错,但是真正执行起来怎幺样呢?别说对犯罪案件的查处,单单就拿那些构不上犯罪、属于“违规”范围的事来说就很难查处。中央曾制定了一项关于不同级别干部乘坐轿车标准的规定,目的是节省财政支出、杜绝奢侈浪费之风,但是结果恰好相反:原来已配备豪华轿车的干部恰好利用这规定更新旧车换新车;原来未配备豪华轿车乘坐一般水平轿车的干部,就利用这个规定购买了较高档次的轿车;原来有些出于廉洁自律考虑不配专车的干部,其下属就根据这个规定为其配备了专车。

这个结果令党中央、国务院也大感吃惊。还有,全国每年官员的吃喝、招待、送礼、出国旅游花掉的公款达数百亿元之巨,国家定的许多制度一到下边就走了形,官员们干的哪一样事都有冠冕堂皇的招牌、都有左邻右舍、上上下下的庇护和照应。这“对策”可真像变化多端的孙猴子一样,都钻到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了,令人胜不胜防。

八:买官卖官购销两旺

“卖官鬻爵”现象在一些地方已发展到了“暗码标价”、无所顾虑的地步,其“市场交易”方式多为先将钱财拱手送上,而后等待官爵。在交易中,能够直接向一把手购买,保险系数最大。如果不能直接找到一把手,那幺也可以通过行贿其它领导,最后弄个一官半职干干。以走私猖獗而闻名全国的华南西部重镇湛江,只要你能“舍得了孩子就能套得住狼,出得起价钱就买得了官”,几十万买个科级,上百万买个处级,哪怕只花10来万,也能弄个公安民警干干。

河南安阳也曾是一个卖官鬻爵的“重灾区”,且不说此地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卖官大案”——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卖官鬻爵案,实际上在王新康之前,安阳市就先后出了两个腐败市长,两位正厅级高官皆因卖官鬻爵先后锒铛入狱。

九:豪夺巧取蚕食鲸吞

在当前的一些腐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是凭借手中“可用性强”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地掠取国家和集体钱财,或人民群众的“血汗钱”、“保命钱”,可谓“明目张胆”、“明火执杖”,与暴吏、强盗无异。有的则利用其独特的职位,如银行业个别信贷员,填制假汇票、报表,用电子计算器、电子货币清算系统,进行隐蔽作案,不用说外人,就是内部行家也很难发觉,有的案犯从银行或客户户头上划出几千万元到股市炒股,无人知晓,直到年底或突然大盘查才知钱库“亏空”。还有些单位,个人充分发挥“一支笔”的作用,根本不管什幺财经、会计准则,只要领导签了字,吃喝嫖赌、购买私品全可报销,假发票可报,空白纸“打白条”也照报不误。据有关部门不完全估计,全国每年被贪污贿赂分子“巧取豪夺”的钱财以数百亿元计。另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公布的数字说,前段时间,国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每天被“黑洞”吸蚀或外流资产价值达数亿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一些部门官僚主义、玩忽职守而人为造成的。

十:三十六计杀为上策

坐落在广东省西南部、紧靠南海北部海岸的小城阳春,只是一个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小地方。然而,自1997年4月开始,“阳春”这个名字,几乎在一夜之间响遍全国。其缘由仅仅是因这里所发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买凶谋杀市长案”。令人感到大为震惊的是,幕后的操纵指使者竟然是与市长曾威斌朝夕相处的同事和部下 ——阳春市常务副市长杨启周、阳春市财贸办副主任、阳春市食品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启菊。杀人的动机和目的也很简单:因为正市长曾威斌的存在而影响了他们的官路和财路。

这起轰动全国的大案甫一传出,世人震惊,然而个中内幕却扑朔迷离。经公安机关整整2年时间的跟踪追击和大力侦破,如今终于挖出了这场惊世奇案的元凶。这个元凶不是别人,就是被阳春人“誉”为“祖师爷”的市委书记、特大腐败分子严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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