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 政治艾滋病
 
吳稼祥
 
2000年12月22日發表
 
【人民報訊】朱鎔基總理在新加坡談到遠華走私案時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貪污。」這話說得對。這就等於說,任何一個人都會生病。不過,任何人都會生病,但不一定都會得艾滋病。別的國家有貪污,中國也有貪污,但貪污和貪污不一樣。貪污和腐敗是一種政治病。所不同的是,中國目前所得的不是一般的政治病,而是政治艾滋病。

一、司法腐敗:政治免疫功能癱瘓

艾滋病是一種獲得性免疫功能缺失症。艾滋病毒攻擊的是人體的免疫細胞和免疫系統,使其喪失對任何細菌和病毒的防衛功能。人一染上這種病,就是生活在真空裏也會致命。即使沒有細菌,自身細胞在免疫功能缺失的情況下極易發生癌變。如果一個國家政治機體的免疫細胞也喪失作用,這個國家就可以被診斷爲患了政治艾滋病。

誰是國家政治機體的免疫細胞?主要是司法系統和司法人員。記得中國某個領導人曾提出過,司法腐敗是最危險的腐敗。說得不錯。這就相當於說,艾滋病是最危險的疾病。但是,看到問題不等於解決了問題;話說了,不等於病除了。如果是艾滋病,藥到都不能病除,何況僅僅是話到。最近的情況表明,艾滋病毒已經侵入中國政治機體,司法系統和司法人員腐敗的程度和速度都讓人心驚。

據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從1997年至1999年,中國公安機關已經連續三年被羣衆評爲不正之風最嚴重的部門。在今年9月中旬召開的全國公安機關工作會議上,公安部長賈春旺公佈了全國550名副處級以上腐敗幹部名單,其中包括前廣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鬍忠、原海南省公安廳副廳長路景林,以及受福建遠華案牽連的前福建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把這一輪司法腐敗浪潮推向新高潮的,是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他因在遠華案中的犯罪被判處死刑;還有司法部部長高昌禮,他因種種未經證實的政治、經濟和生活問題,被摘了烏紗帽。甚至有媒體傳出,公安部部長賈春旺也自身難保。

二、只塗藥膏,治不了艾滋病

別的人也生病,但有痊癒的希望;別的國家也有貪污,但有肅清的希望。如果得了艾滋病,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首先死掉的就是希望。現在世人看到的煙臺走私案、山東泰安腐敗案、北京陳希同案、湛江走私案、福建遠華案,以及最新傳出的廣東某特區特大走私案,都不過是這種艾滋病開始發作而出現在國家機體上的幾塊潰瘍。接下來當然是日漸衰弱,並且高燒不退。

弄清了病情,就知道,中共目前的「治療」方法--清查個案,槍斃首犯,就象是一個艾滋病人給身上的潰瘍塗藥膏那樣,是無濟於事的。中國老百姓說:中共處級以上幹部,論經濟犯罪,遇一個殺一個,可能有冤枉的;隔一個殺一個必定有漏網的。這麼多潰瘍,你藥膏塗得過來麼?

三、「一元化領導」導致「一元化腐敗」

這麼說,中共政體不是死定了?也未必。比喻總是一條瘸驢,國家並不是個人。只要中共終止和立法、司法權力機關的「不正當關係」,不要總是和它們睡在一張床上,不把自己的艾滋病毒傳染給它們,司法機關的健康化還是有指望的。我們知道一條「權力腐敗」定律:不受制約的權力必定腐敗。中共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拒絕權力分立,其結果自然是「一元化」的腐敗,也就是整體腐敗,或者說是政治艾滋病。

西方實行三權分立,就是對權力進行隔離,保護社會免疫系統不被艾滋病毒感染。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腐敗了,有司法系統「治療」。司法系統也必須受監督,否則照樣腐敗。對司法系統的監督,除了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之外,還有第四種權力--公共輿論。

四、新聞自由是一劑救命藥

因此,在司法已經相當腐敗的情況下,加強輿論監督,實行新聞自由,是中共自救的不二法門。新聞輿論是司法系統之外的另一種社會免疫系統,它的作用可以從反面看出來。今年8月,司法部下屬的《法制日報》刊登了一則對山東臨沭縣的批評報道,結果,此報的所有訂戶沒有收到這份報紙,它也從報攤上消失。《南方週末》報道了這件事,題目是《法制失蹤以後》。其實不是「法制」失蹤以後,而是輿論監督失蹤以後。法制早就失蹤了。《法制日報》的失蹤,證實了輿論對腐敗的「藥效」。

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看出中共有服這劑良藥的意願。如果《法制日報》刊登的不是一個縣的批評報道,而是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報道,那它就不止在一個縣失蹤了,而是在全國失蹤;失蹤可能還不只是報紙,還有報社領導人。鉗制新聞,可能會救了某些腐敗中共官僚,當肯定會毀了整個黨。

擱筆前想到丹麥王子的困惑:生存或是死亡,仍然是個問題。但對於中共,更可能是個選擇。
轉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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