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訪談節錄(三)
 
2000年10月22日發表
 
【人民報訊】轉(小參考)第941期
   陳:你那時同住的還有別人?

  高:我在集體宿舍裏逃出來,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他是老光棍,找不到對象,就是因爲歷史有問題。他不是外文幹部,外文幹部就要求出身很好。

  陳:他不是副科長嗎?難道因爲這一點不能找到對象,還是因爲家庭的問題?

  高:他是歷史上有問題。他過去參加過三青團。

  陳:那時談戀愛,都要跟對方自報家庭出身嗎?

  高:那時如果你出身不好,不是黨團員,就挺難。你年輕的時候如果不是團員,就是團員也已經不怎麼樣了,你最好是黨員,否則找對象難。如果要找大學的年輕畢業生,你不是黨員,就得至少是團員。我覺得那些女孩子都很可怕,隨時都有可能把我告了。我根本沒有想過追求她們,或者對她們有好感,我把她們都排除在外,我根本不能找這樣的女人談戀愛。另外,跟我興趣相同的人根本沒有,相同趣味的人簡直找不到,只可以是個夢。那時我有過一個高幹子弟的情人,因爲她的家庭環境非常的優越,所以跟着我沒什麼關係。她倒比較浪漫,那也是偷偷的,但我們的關係到文革就完了。我那個同屋是個老大學生出身,所以很能理解我的那種生活方式。他自己也願意做點翻譯,因爲每天工作很枯燥無味,但至少可以翻譯點亞洲的小說。當時還可以出點亞洲的進步小說,它至少比當時的大陸革命文學有點意思。書中還有點愛情和色情,而且他翻的多是內部出版的書,而不是正式出版社的書。他就接一點這樣的活做。這些他在集體生活裏也沒法做,所以就找了以前的一個老關係、老同學,住進了別人叔叔的一個房子裏,是個新的房子。那時的房子還沒有丟,不過房子已經公交的差不多了。他們是自己的房,所以騰出了一個單間就租給他,要了很少的房租。覺得他三十多歲,一個人非常可憐,算是照顧。我呢,到處想偷找個地方。我本來在集體宿舍就跟他住在一起。他一走以後,我怕別人住進來,我寫什麼、做什麼就露餡了。我覺得這很可怕,很可能被告了。而我跟他住在一起的時候有種默契,就是彼此不談政治。後來,我就到處出去找地方,去找我大學以前的老同學的一個朋友,他是北京人,家裏有房子。之後我有時在這家住住,有時在那家住住。後來他們自己住房也開始緊張,我也不能在人家裏老佔着一間房,所以我就沒法住了。這時文革也快要開始了。後來我就找到了原來的這個同屋,他對我說,那你就來吧。他那個房子也很小,除了床、兩張辦公桌,再有一個煤爐也就完了,在一個居民小院。我得有這麼一個環境。而且他也覺得我有點老私交。加上我的作風又不是積極上進的那種。他也不是黨員,本來就是個邊緣化的人物,很不得志,連老婆也找不到,老光棍,都快四十歲了。我是個小夥子,剛出來才二十歲出頭,人也不壞,就住一塊了。文革一開始,紅衛兵興起,第一波抄家。因爲他是歷史反革命,一下子他就給揪出來了,就抄他家。我跟他住一屋,非常危險。幸虧有個小青年給我通風報信。

  陳:他怎麼會知道?

  高:他是紅衛兵,而且是大機關裏紅衛兵的頭。還好他通風報信,我就搶在他們之前把我的東西移開了。接着,紅衛兵就到了。因爲都認識,加上幸好我在。如果我不在,就一起全抄了,那我可就完了。因爲都是同機關的人,年輕人又不多,彼此都認識。他們問我哪些是你的東西?我說都已經分開了。接着就抄他的東西,全都翻了個遍。我知道這次真的很危險。那時,言論控制得非常厲害,我在那樣惡劣的環境裏還能夠抵制它,是因爲內心裏有一個自己的、沒被改造掉的東西。我們的機關很大,幹部加上職工有兩千人。我在當中差不多算是最小的。我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開始發表東西。之前寫過一、兩萬字的稿子。我寫的日記全部被燒光了,那時哪敢留東西呀!

  陳:抄家以後,你自己的東西怎麼辦呢?

  高:我燒了一個星期自己的東西。我同屋的東西都被拿走了。那真是很可笑了。比方說,他有耶穌的裸體或半裸體的封面,解放前的英文書。這就拿出來作爲批鬥他的罪證。因爲裏面有裸體的照片,就是腐朽、墮落。他這麼大年紀,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我衝回家時只來得及翻他的抽屜,找到一張他的照片,是學生的集體照,他穿着制服,頭上戴有國民黨的帽徽。我只來得及把這張照片拿走,扔到街上的公共廁所沖走。等我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到了。結果他們細翻,在抽屜底下的信封裏找到了幾個避孕套,就問他這女人是誰?還說他們一定是特務關係。你當時根本無法爭論。他還寫了些頗具失落感的舊體詩詞,因爲這麼大的年級也沒個對象,所以裏邊的那種感傷也不是要針對什麼社會主義,他也不敢。雖然意思不明確,是個人的一些感傷情懷,但是被他們一分析,全部可以被用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和反革命的陰暗心理。後來他們把他帶走,從此,他就再也沒回到這裏。從此就被隔離了,一直關着。送到五七幹校後,他還作爲歷史反革命,被關在機關裏。最後到文革後期稍微鬆動了一點以後,才開始讓他在幹校勞動。從抄家那天起,他的這個房子就再也回不來了。十年,他就再也沒有過人身自由。工資只發給他生活費。在他回來以後,我再見到他時,他整個人完全都變了。

  陳:你後來是否也參加了運動呢?

  高:說實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要有個辦法來保護自己。現在所謂正版的文革史,即老幹部的文革史,例如海外曾研究過的毛澤東、四人幫的文革史,現在已經被駁掉了;講林彪有林彪的文革史;從別的角度,造反派有造反派的文革史,老紅衛兵有老紅衛兵的文革史。

  爲什麼文革能發動怎麼多羣衆,人人都造反,跟以前十七年的歷史有關。那個階段因爲你出身不好、又不是黨員,已經有了很多的壓抑。而且運動初期,各級的黨委就把所謂有問題的人、那些貼大字報的人都揪起來,作爲反黨分子來轉移目標。毛澤東當時要對付的是黨內的走資派,他是要解決他內部高層的權力問題,但是他卻發動大規模的、從底下起來的羣衆運動。這就是爲什麼當時造反派這麼多、這麼普遍,人人都造反的情形。

  一開始人們都響應毛澤東的關於揪出黨內走資派的號召去貼大字報,然後各級黨委就把所有的這些人都打成了反革命。那時最早的、八月的老紅衛兵就是這樣的。他們因此打擊一大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那時,各個機關已經打了一大批人,造成人人恐怖。在街上打死人的事都是老紅衛兵乾的。老紅衛兵直接的後臺、在上面掛線的,看是毛澤東,實是劉少奇,比如派工作組進大學。這些老紅衛兵是保黨委的。因爲他們整了這麼多的人,所以毛澤東後來才炮打司令部,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也就是整壓制羣衆的人。所以這樣一來,人人都想造反。這個時候,造反派開始揪自己的黨委機關,頭頭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那時,我們的日子就鬆了口氣,因爲矛頭已轉向了他們。當然造反派也不是就正確,因爲他們仍在毛的旗幟下。不過,他們當時自認的方向是正確的。

  文革:在兩惡之間你選擇誰?

  在兩惡之間你選擇誰?我個人的感受是這樣的:兩惡都是可怕的,但我選擇造反派。我就這麼起來造反了。想期待結果也是賭博,期待的可能也是一種賭博。我在這個中間並沒有看到什麼正義。也許別人看到了正義,那些對毛的思想更迷信的人。我儘管沒有那麼迷信,但我還不敢懷疑毛澤東到那麼徹底的程度。在兩惡之間,還沒到認爲毛是大惡魔、大混蛋的程度。

  當時,號召學習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裏邊談到要把國家機器打掉。實際上,這也是列寧的謊話。後來的文革十六條等就是說明毛澤東的這個目的。

  人人造反以後,倒霉的變成那些緊跟黨委、想積極爬上去的人,他們實際上是最早起來的、保皇的造反派,還有一些是出身也不特別好,但也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人。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根本也就別想參加紅衛兵。你那時只能不聲不響地跟在裏頭,誰都怕。造反派當時也不是想打出身不好的人,他們的矛頭主要是對着黨委來的。所以那時出身一般的人還敢起來。那我當時就是屬於這種出身不好和受壓抑的人。當然,我也不能算是狗崽子,所以就參加了其中的一派。

  當然,我們中間也有出身好的,頭頭都是出身好的,他們在前頭打先鋒。出身好的往往不是一般的積極分子,有些是吊兒郎當的,有些是愛講怪話的。黨委不信任的也受到壓抑,所以他們理所當然會幫我們說話。所以造反派起來的就是這麼一批人。黨內的當權派實際上不恨老紅衛兵,恨的是造反派。所以鄧小平說:文革搞得大亂,指的是造反派。正是那時埋下的禍根,才使七七年黨的全面統治反彈這麼大。那時的秋鬥運動就是毛的講話和江青的煽動所掀起的,所以才有後來造反派大規模衝擊黨政機關的革命。

  文革不是十年,是兩年多到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聶雲梓的時候。覺得造反派已經過頭了、已經失控了,毛澤東已經用他們達到目標,所以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這是以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爲目標,當時找了個罪名,說清華大學有人扔手榴彈。那時,軍人鎮壓學生已經普遍,因爲學生開始衝擊軍隊。軍隊是保守的,所以軍隊開槍鎮壓已發生了很多。但這個時候呢,上面就找了個藉口,說蒯大富他們有野心,所以派工宣隊進駐,這等於全面軍管。工宣隊背後是八三四一,是毛澤東自己的警衛部隊。這就表示着文革的全民運動結束了。接着就是全面軍管,連當時我們這樣的國家機關也軍管。所有的文化機關、國家機關都要全面軍管。所有的工廠、所有的學校不是軍管,就是工宣隊。這就是林彪的控制,因爲軍權受他的控制。所以到了九大,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軍人。羣衆組織已經完了,軍隊也不要那些老幹部,所以上臺。真正來說,劉少奇是怎麼死的呢?學生只搞過幾次,像批鬥王光美給她掛乒乓球了,學生最多就是給人剃個光頭。真正那些壞事都是在軍管時期做的。所有那些殺人的事,一是紅衛兵初期,我就親眼看到過他們打死人,有人幹這種事。

  陳:你說你是看到被打死的過程還是隻是打人?

  高:我直接看到他們打,到死,在西單。那是個地主婆掛着個牌子。旁邊的人過來過去,不看。紅衛兵都是青少年,男女孩子,劈頭蓋腦地打。每打一下,那血一下就出來了。用的是銅頭子。我看到她已經都不能動了,像狗一樣地爬在那兒了。很多人都喊着:地主婆。

  學生本來不知道,是街道居委會、派出所提供的這些人的成分、戶口名單,否則學生不知道抄誰去呀。所以,都是有人在後頭煽動的。所以第一次的紅色恐怖就利用了這些學生、青少年。這些人還都不是一般的工人和平民子弟,都是自然紅,革幹、革軍的子弟,所以打人兇殘的都是他們,而且得到謝富治的公安部的支持。還有很多恐怖的事,以及外省的集體屠殺。當時有很多內部簡報,我都是在後來才看到的,像北京郊區就發生將地、富、反、壞子弟全家人口集中起來,集體屠殺,用鋤頭、砍刀、扁擔,活活打死。當時的中央的內參上就有這些。我是在文革後期看到的。我的一個朋友是高幹子弟,我在他家看到的。

  這樣的恐怖不是羣衆運動,不是自發的羣衆運動乾的。這些不應該算在文革的帳上,應該被看作是老幹部所代表的、大的國家官僚機器對老毛的黨內鬥爭反彈的結果,他們要把目標轉移到這上頭去。就是學生有後臺,不是完全自發的,包括最早的人。像清華的紅衛兵怎麼起來的,各有各的說法。實際上他們很快就跟上面的線掛上了。

  其二就是軍管。六八年進駐大學以後,所有大學生就分配,中學生就下農村,幹部下五七幹校。凡是軍管會、軍代表認爲不安分的人,那時候成分也很重要。在羣衆的兩派衝突中,軍管會通常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但也有例外,因爲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造成的結果。然後就把另外一派的人下放。我後來就歇了幾年。

  陳:你在兩惡當中做選擇,你是參加紅衛兵揪別人?

  高:另組織一派呀。那時候,紅衛兵到處打人、抓人,沒有人敢管,沒有任何勢力組織阻止得了。原來的系統裏的黨委還講講政策,但是其實那些被抄的人的名單都是黨委在後面提供的,他們不出面。那時誰能知道誰家的檔案有問題呀?普通一般人、同事之間沒人能知道誰有歷史問題。

  所有的那些老紅衛兵,背後都有黨委、政治部門提供的情況,他們才去弄的。正因爲背後得到支持,所以他們在外面大打出手,沒人能制止呀。第一次死人多是八月份,是八月份開始起來的。然後到了造反派起來的時候,是那些受壓制的人;在有些地方是已經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還有一幫是同情他們的,像我這樣的人;還有不是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

  我不用組織紅衛兵。你們要去搞,我也會搞。在各派衝突中,你只有當時成爲一種組織,才有勢力。這樣對方一看你,也就怕了,因爲也是一幫子。這就是爲什派戰全打起來。開始是保守派和紅衛兵打,後來發展到羣衆組織,更大範圍地打,兩派人對打。當時問到想抄誰,結果下一個要抄我了。既然他們敢,那麼我這一幫就得準備拼。那時,全部都土匪化了。敢抄老子的話,那咱們就得走着瞧了,對不對?那時,你得隨時防備,因爲對方也不是吃素的。

  我們這一派也有出身挺好的。出身不好的已經沒有資格在裏頭輕舉妄動,只能在背後同情造反。所以,對方的說:你們搞這麼一批牛鬼蛇神,我們就說他們支持走資派。互相看對方里頭有誰可以揪的、可以抄的。到了以後,造反派裏頭也可以抄,哪怕你出身好,也可以抄。他們先來個突然襲擊。雙方的武鬥怎麼開始?就是這麼開始的。那我是要自衛的,我也揚言:你要抄我,我就抄你。

  不過,這個武鬥並不嚴重。在沒有軍隊干預之前,這種武鬥就跟打架似的,最多打破了頭吧,也不至於出了人命。不過,以後就厲害了。在外地,當軍隊介入兩派以後就不一樣了:槍炮都動了起來,雙方背後都有背景。你是這個軍區支持的,他是那個軍區支持的。野戰軍跟當地駐軍支持不同的派別,又跟中央的鬥爭牽扯在一起。實際上,所有的大打,都跟黨內或毛的系統、林的系統、江的系統、或誰的系統之間的上層鬥爭有關。

  到了全面軍管以後又厲害了,又是一輪大恐怖。在軍隊的主持之下,比紅衛兵還要厲害。他們比紅衛兵內心要更狠:什麼吊打、逼供信。那時,一般的造反組織做不到這種程度。運動初期的紅衛兵還可能做到把人關起來和設牢房;到了軍隊管制時,只要軍管會一句話,馬上就開大會,宣佈某某有問題,哪怕你在運動中沒有表現,只是歷史上當過國民黨的兵,被抓過俘虜。按當時公安六條,要連長以上才夠資格,也被作爲反革命揪出來;或者觀點不一樣,也可以被救出來。先揪出來,再審查。然後按上各種各樣的帽子。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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