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我把文學創作作爲個人的生存對社會的一種挑戰
 
2000年10月13日發表
 
【人民報訊】我應該說,無論政治還是文學,我甚麼派都不是,不隸屬於任何主義,也包括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我固然有我的政治見解和文學藝術觀,可沒有必要釘死在某一種政治或美學的框子裏。現今這個意識形態分崩離析的時代,個人想要保持精神的獨立,可取的態度,我以爲只有質疑。

我作爲一個流亡作家,唯有在文學和藝術的創作中才得以自救。這並不是說,我就主張所謂純文學,那種全然脫離社會的象牙塔。恰恰相反,我把文學創作作爲個人的生存對社會的一種挑戰,哪怕這種挑戰其實微不足道,畢竟是一個姿態。

我爲自己贏得表述自由的時候,才傾心於語言。我有時甚至遊戲語言,可這並不是我寫作的終極目的。而語言的遊戲對作家往往是一個陷阱,如果這遊戲背後不能傳達通常難以表達的意味,即使玩得再聰明、再漂亮,也徒然只是某種空洞的語言形式。我所以找尋新的表述方式,只因爲常規的語言限制了我,無法把我的感受表達得十分真切。

文學創作所以有趣正在於個人的獨創和不重複。作爲原則說來容易,人事實上往往生活在他人的陰影裏,特別當你由衷欣賞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的時候。我的經驗是儘量拉開距離。

流亡西方對我並非壞事,相反爲我提供更多的參照。我在國外完成的《靈山》與《山海經傳》,已經了結了所謂鄉愁。前者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引發的感受,後者則是對中國文化的源起的思考,都費了多年的心血。人一旦脫離所謂祖國,有種距離,寫起來倒更爲冷靜。中國文化已消溶在我的血液裏,毋需給自己再貼商標。傳統的中國文化正面與負面,我已自行清理。一個作家重要的是超脫出來,有所創造,不必靠變賣祖宗的遺產過日子。

倘要找出同西方作家的區別,恐怕是一種靜觀的態度,我對社會和自我都一概採取這種態度,當然也可以說發自根深柢固的中國文化傳統,有別於西方作家通常採用的心理分析和體驗。可老莊哲學的無爲和佛家的出世過於消極,我畢竟想做點甚麼,我非道非佛,取的只是一種觀省的態度。

我把文學創作作爲自救的方式,或者說也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寫作爲的是自己,不企圖愉悅他人,也不企圖改造世界或他人,因爲我連我自己都改變不了。要緊的,對我來說,是我說了,寫了,僅此而已。(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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