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直是把在适当时机抓放高律师当一张救命王牌来打的。抓与放、什么时间抓都基于中共的危急程度和引发反弹声浪的高低和媒体转焦及时间滞延效应来考量的。在抓高律师时中共面临着两方面的巨大冲击：一方面国内退党的汹涌趋势通过人民币流通、网络信息、口传、标语、卫星电视、广播等冲破中共设置的种种间隔正在汇成一体；另一方面国际上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由加拿大向澳大利亚继而进入发达国家政府和媒体的视线和行动规划。

此时，袁胜事件突然捅破了国内外间的阻隔脆冰，将退党现实和中共恐惧直观化了，把中共的危机公开化了。国外政府和媒体聚焦点一下对准了袁胜身后的退党危机。如果作为中国维权领军人物的高律师欲在此时发出推动“九评”和退党的重大举动，里外互动将会使中共不堪一击陷于崩溃。这样，通过捉放高律师转移媒体对袁胜事件的聚焦，取得新闻快速遗忘效应，同时打掉维权运动向退党发展的势头，就成了中共“ 一举两得”的重大阴谋。中共抓捕高律师的真正目的就是想阻止袁胜事件触发退党大潮的骨牌效应，与陈光诚案并无内在联系。中共是利用了高律师和中国维权界对陈光诚的关注来“围魏救赵”。

营救高律师的根本之道在哪里？在于击破中共捉放高智晟计谋。其实，抓捕高律师产生的反弹和最终释放高律师的结果都在中共的谋算之内。中共抓高律师必然会引起超强度的反弹声浪。但中共放高律师并不是要与民众达成和谐。分析中共的谋算，一抓一放可达到在国内外压力下 “退让”而“改善人权”的假象。但中共真正的目的是在抓放之间耗费了国内外注意力，引开了袁胜事件触发退党大潮的骨牌效应，避开了对它的根本威胁。如果人们看出了高律师与袁胜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中共的用心，更大规模地、有策略地退党，解体中共不懈，中共的目的达不到，它就没得玩了。在这种情况下，高律师的每一天被关押，反而会激起更大规模的退党声浪，就意味着对共产党的压力增加新的强度。也就是说，越关高律师，中共崩溃越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继续关押高律师失去了作用，当然不得不考虑释放高律师。

中共捉放高智晟的迷底不在中共对高智晟个案的让步，而在于中共捉放高智晟计谋的破产。从根本上说，退出共产党，大批中共党员倒向人民一边，党的专政机器转为人民的公器，才是中国维权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