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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大紀元記者文華6月17日採訪報導）自從4月20日王文怡在白宮南草坪上高聲一喊後，這位47歲的女醫生成了全球矚目的人物。許多人在為她的勇氣所震撼的同時，很想對她的日常生活和個人經歷有更多的瞭解，為此記者採訪了芝加哥大學藥理生理及神經學博士、曾經在紐約西奈山醫院病理科畢業醫師、兩位孩子母親的法輪功學員王文怡。採訪中王文怡手機電話鈴聲不斷，據說這一個多月裡，她接受了來自全球各地媒體的採訪80多次，每天東奔西走，很是辛苦。但她笑著說早已習慣這樣高強度的生活了，這些年除專注於臨床醫學的外科病理診斷外，她還兼任《醫學和生活》雜誌的總編，同時還是大紀元的兼職記者。家裏先生是電腦專家，兒子女兒分別就讀於高中初中。她經常睡眠時間不超過4小時，有時忙起來了，只睡1，2個小時也是常有的事。
王文怡給人的印象是人如其名，文靜、雅怡，讓人很難聯想到她在白宮的舉動。下面是她講述的一些生活經歷，從家族的悲歡離合到個人創業的艱辛，從戀愛故事到生兒育女，從馬爾他奇遇到白宮起因，記者只是簡單記錄下來，原滋原味奉獻給讀者。
姥爺自殺 奶奶被人共產共妻
我出生在1958年10月的長春。媽媽和爸爸都是機關幹部，做會計工作，家裏有個比我小三歲的弟弟。
聽我媽媽講，我三個月大的時候，有一天，在外地工作的姥爺突然請假回家了，只見他囑咐這個要聽話，那個要注意身體，臨走時，姥爺抱著我看了很久，突然說： “這孩子甚麼時候才能長大啊？”說完他流下了眼淚。第二天媽媽接到電報，說姥爺喝滷水自殺了，死時才五十多歲。媽媽和姥姥哭成了淚人，別人說姥爺是“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原來40年代初，姥爺為養家餬口曾開過鐵匠舖和器械修理廠。當時駐紮在長春的國民黨部隊曾來他的工廠修過槍。50年代後，共產黨實行公私合營，姥爺把自己的工廠歸公了，但他的工廠曾替國民黨修過槍支的歷史卻被人揭發出來了，於是姥爺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
姥爺是個耿直內向的人，別人逼他不停的交待檢討是“如何幫助國民黨殺害共產黨人的”，姥爺說不出來。本來他就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意思嘛，結果就更被迫害。共產黨整人的時候，就是想用暴力讓人產生恐懼，最後屈從。可憐的姥爺被毒打的受不了了，但他又不願屈從，最後被逼上了絕路。
我爸爸那邊也不太平。爺爺家以前很有錢，是個掌櫃。爸爸小時候還請老師到家裏來上私塾。後來爺爺不幸去世，家裏的錢很快花光了，奶奶帶著四個孩子，生活非常艱難。
27 歲守寡的奶奶，本想把孩子拉扯長大，自己守節從一而終，沒想到50年代後，共產黨強制把奶奶分給一個貧農光棍作了媳婦，那時叫“共產共妻”，娶不到媳婦的，共產黨給你分一個。直到1956年，奶奶才被爸爸用錢“贖”了出來。在我記憶裡，知書達理的奶奶一向是沉默寡言，拿著一本《雷鋒的日記》讀，更多的時候沉思不語，以淚洗面。
爸爸由“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
王文怡（小莉）滿一百天時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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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三姨講，爸爸讀書非常好，爺爺去世後，爸爸只好去北京西單照相館裡打工，當時飯都吃不飽，再讀書是根本不可能了。有一天，爸爸在報紙上看到國民政府的“憲兵軍官學校”免費招生，可讀到高中或者大學水平，還包吃包住，於是報名考試，結果就考上了軍官學校。畢業後，爸爸到天津當了個文官。40年代後期，天津的國民黨沒怎麼打就和共產黨的軍隊合并了。後來爸爸隨部隊到了長春，最後轉業到了醫科大學作財務會計管理。
單位的同事和鄰居都公認爸爸是個大好人。爸爸為人認真耿直，他不善言語，當眾說話，整個臉都憋的通紅。文革時搞揭發批判，還不等別人揭發，爸爸自己先主動交待了上國民黨軍校的歷史，“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就結結實實的扣上了。那時候他被大會小會不斷的批判，整個人隨時都要“低頭認罪”，否則別人的拳頭和棍子就落到了身上。
禍不單行。爸爸的毛筆字寫得非常漂亮，常被造反派找去抄大字報，每天要抄很多，終於有一天爸爸累得頭暈眼花，無意中把大字報必須寫的句子，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寫成了“無壽無疆”，於是爸爸一夜之間又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我現在都還記得那天爸爸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抓的情形。那是個八月十五中秋節，一家人正準備吃飯，突然一夥造反派急衝沖的闖進我們家。不由分說就把爸爸逮捕了，同時還把媽媽捆上帶走了。
受人欺負的“狗崽子”
從那以後，家裏再也聽不到笑聲，媽媽經常是哭得眼睛發紅，爸爸被抓走隔離，有很長時間我去“群專”送報紙。很快我以前的小朋友們也不跟我玩了，一些小孩子叫我們“狗崽子”，朝我們吐口水，扔石頭，欺負我們。
我媽常說，我們家兩個孩子的性格要是顛倒過來就好了，弟弟很膽小，動不動就愛哭，我膽子大，愛打抱不平，遇事有主見。記得有一次，不到六歲的弟弟被七，八個十幾歲的大男孩圍打、謾罵，弟弟嚇的爬到樹上躲起來，可那幫男孩還站在樹下扔磚頭打弟弟。我聽說後就跑去解救。
我對那些男孩說：“你們這麼大，怎麼欺負小孩？”他們不聽勸，繼續扔石頭，看看瘦小的我，還罵著說打這個“狗崽子”，我挺身站在那幾個大男孩前面，手裡撿起一塊磚頭，大聲喊：“你們欺人太甚了，如果再不住手，我就不客氣了！”，沒有人理我，他們繼續朝弟弟和我扔石頭，我拿著磚頭朝著那個領頭的男孩扔過去，壞小子們這才一鬨而散，那天晚上，因為這件事情，我媽媽還被叫到街道委員會挨訓呢。
被打成反革命的父親後來被下放到長春郊區的農場勞動，每週爸爸才能回來一次。我一直十分敬重父親，他為人正直，學識淵博，是個非常好的人，爸爸時常教育我們要做個好人，凡事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小時候就在這樣一種被歧視被欺負的環境中長大了。我心裏十分不解，不明白世道為甚麼這樣，父親母親都是好人，卻遭此迫害，他們明明知道共產黨做得不對，卻選擇在無奈中沉默不語，巨大的政治壓力使他們畏懼，只求在夾縫中生存，服從著這個龐大的政權統治下去。我覺得很不公平，但又沒有辦法解脫，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在學校裡，自己甚麼都做好，讓任何人在其它方面找不到甚麼口舌來攻擊我。
從小我的學習成績都是班上的前幾名，在各個方面都很突出，我的體育能力也很好，200米，400米和800米跑，我都得了全校運動會獎。我還喜歡唱歌跳舞，自己學會拉二胡，在學校裡是公認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
環境的艱難和父母的教育使得我懂得了，堅持不懈克服困難去努力以及幫助別人是人的美德。我樣樣在班上是最好的，可第一批入少先隊的沒我，第一批入團的也沒我，後來同學們都知道，家庭出身不好影響了我的前程。
忘年交接下的善緣
王文怡游長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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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共搞起荒唐的“走五七道路”，我們全家被下放到了延邊農村。我現在都還記得那是吉林延邊朝陽川公社七大隊。那時我不懂下放農村意味著甚麼，我只想到，這下好了，沒人知道我們是狗崽子了，沒人再欺負我們了。那時我對未來自由的生活充滿了嚮往。當被下放的人哭哭啼啼的上了火車後，車廂裡只有我一個人在笑。當時坐在我們旁邊的是爸爸的老同事：帥叔叔。我看見帥叔叔一直陰沉著臉，一句話也不說，甚麼也不吃，就上前關切的問他：“叔叔，您怎麼不高興啊？”見他不回答，我接著關心的說：叔叔，我給您唱支歌吧，讓您高興高興。帥叔叔還是不高興，於是我就說：叔叔，我給您跳個舞吧，您高興一下吧。於是這一路我就關心的陪伴著這位不開心的叔叔。
很多年後，帥叔叔對我爸爸說，“當時小莉救了我一命”。（我的小名叫小莉）。帥叔叔原來是醫院的黨委副書記，文革時突然被人誣陷，還被戰友出賣，結果被打成走資派，下放到農村。當時帥叔叔深感人心險惡，世道不公，心中憂鬱不樂。
火車上，當帥叔叔看到我以小孩特有的純真善念和樂觀，關心幫助著他，讓他感受到了人世間還有溫暖，還有希望，而暫時不再為下鄉的前景而悲觀頹喪。後來帥叔叔在我最困難時幫了我，這是後話。
只要精神舒坦，吃點苦算甚麼？
到農村後，我們就和當地孫大爺家住在了一起。當我們到延邊的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來上西山砍柴，好用來燒火做飯。當時我想，爸爸媽媽身體不好，還是我多幹點活吧。於是孫大爺陪我一起上了山。
我們來回走了十多里路，這是我當時走得最遠的一次。我砍回了四捆柴，背著回來。看著那比我人都高的幾捆柴火，深一腳淺一腳的從崎嶇的山路上走回來。媽媽心痛的大哭了一場。可我覺得沒甚麼，只要人精神上活得舒坦，肉體上吃點苦算不了甚麼。
記得小時候媽媽還講過，在農村的那三年裡，有一次媽媽要殺隻雞過年，可爸爸和弟弟弄了半天，都不能把雞殺死。最後媽媽找到我，才算完成殺雞任務。媽媽由此也看出我膽大，適合學醫。
三年後我們全家搬回了長春。記得我們離開的那天，孫大爺家和我熟識的那條大黑狗緊緊地跟著我，嗚嗚的叫喚著，一步也不離開。在農村的那些日子了，黑黑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去挑水幹活，到哪它都跟著。
當我們到了火車站檢票進站時，黑黑沒有票，人家不讓進去。一會兒突然黑黑不見了，我還以為它回去了，可我一進站台，遠遠就看見它在那站台上等我了，聰敏的黑黑繞了一大圈進到站台，就為了送我。幾年後聽弟弟講，黑黑被人殺來吃了，聽到消息的那天，我傷心的哭了很久。
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和朋友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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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小學和高中時我的成績都很好，一直是班上的學習委員或者是班長。高中畢業後我就下了鄉，“插隊”到農村當了“知識青年”，大量的時間都被浪費了。兩年前，有一次在美國的大學同學聚會時，一位在耶魯醫學院做醫生的朋友給大家講了一段我自己都忘記了的往事。當時我們兩人在同一公社的相鄰兩個村插隊，有一次我們在回長春家的汽車站遇上了。大家等車等了很久，好不容易車來了，可那汽車卻停在了離站台很遠的地方。大家便爭先恐後的朝汽車跑去，據說我當時跑得很快，因為我是運動健將嘛。還有很多人沒跑到，車就準備開走了。
我一下跑到汽車跟前，伸出雙手招呼著把車攔住，對司機說:“等等，還有那麼多人還沒上來呢”。後來司機等大家都上車後才開走。
因心臟病差點沒上成大學
77年恢復高考後，我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大學。最早我的志願報的是吉林大學數學系物理系，還有東北師大，我想出來當老師。是後來媽媽勸阻，我才又改了自願，報考白求恩醫科大學學醫的。
記得我在高中時，那時“革命小闖將黃帥”提出要“拋開老師鬧革命”，於是老師被趕出了學校課堂，而讓一些高中生來給初中生上課。我因為成績好就被選去當了數學老師，還做了86人的班主任。
那段日子留給我的記憶非常深刻，跟孩子們朝夕相處，讓我非常喜歡老師這個職業。我覺得能培養下一代，這個職業很神聖。於是我很認真負責的背課教書，學生們反映都很好，市裡其他學校的老師還到我們班來觀摩學習。但這種做法本身是有些誤人子弟。沒有正規老師教學，一般學生的文化知識水準肯定有影響。
媽媽建議我學醫。她的理由是，當時我們家這輩人中，15個孩子裡就有7、8個儅老師了，媽媽說我膽子大，不怕看死人，人不怕吃苦，心眼厚道，適合做醫生，而且醫生這個職業救死扶傷，也挺神聖的，再說，我要是成績好，今後可以留在醫學院儅老師，培養醫生，不是更好的老師嗎？聽媽媽這一勸，我就改自願，報考了白求恩醫科大學。
一天晚上，爸爸偶然的碰到了帥叔叔，帥叔叔高興的對爸爸說：“恭喜啊恭喜，小莉高考成績這麼好，上醫學院是毫無問題的！”爸爸歎口氣說：“唉，小莉體檢不合格，說是心臟有雜音，是風濕性二尖瓣關閉不全，學校不要。”
“甚麼？！學校不要？你找領導了嗎？”爸爸遙遙頭，爸爸是從來不會因為私事去麻煩領導的。“你不去，我去！這麼好個孩子，可不能給耽誤了！”
於是帥叔叔到處找人，他說，大家看著這個孩子長大的，下鄉前身體好好的，運動健將，都是下鄉給弄的，再說成績這麼好，就算照顧家屬子弟，也該給錄取的呀。最後，經副校長特批，我才進了醫學院上學。
留校、結婚、出國
王文怡夫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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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宿舍離我家就只隔一條街，可我很少回家。77級的大學生都很珍惜這來自不易的學習機會，特別是我們以前被文革耽誤了，需要補課的東西太多了，大家都在拚命學習，教學樓裡常常是通宵燈火通明的。在大學裡我的成績很好，但我一直連份入黨申請書都沒寫過。經歷了那麼多的家庭變故和個人遭遇，我對共產黨搞的鬥爭哲學早就看透了。當時我只想離共產黨遠點，只要把業務搞好就行了。
畢業時我們學校有80多個家屬子弟想留校，大家都在拉關係走後門，我知道憑我爸爸的地位，我是不可能留校任教的。誰知那年走後門的太多了，大家互不服氣，最後學校決定：按平時成績排名，再考外語，前40名才有資格留校，於是我留在了醫學院的藥理室，後來搞臨床藥理研究。
藥理主要是研究藥性成分，藥理作用，藥在體內是怎麼起作用的，有甚麼副作用等。實驗中我們得用動物來做實驗，那段時間裏，我殺了很多老鼠，兔子和狗等，血淋淋的，讓我未來的丈夫看了都害怕。
我和我先生是經人介紹認識的。先生畢業於大連工學院機械系，後來分配到長春兵器部五五研究所。他導師的夫人剛好是我媽媽同一科室的阿姨，於是我們就認識了。
先生家有兄妹倆人，他妹妹患有嚴重的內風濕症，經常關節疼，疼得他妹妹直哭，還經常發燒失眠，吃了多少藥也不管用，後來連穿衣服這樣彎一下關節，她都做不了了。醫生說得經常去溫泉療養，得長期吃激素等。為了治好妹妹的病，全家的錢都用來上面了，還不夠。
先生就在這樣一個苦難的家庭裡長大，因此他很能吃苦，工作起來很勤奮，這一點很了不起。記得我們第一次在南湖邊上散步時，我看著他的側面，突然覺得很面熟，好像以前就認識似的，這也許就是人們講的緣分吧。當時我覺得我要是和他結婚了，我就可以幫助他了，於是我告訴自己：這輩子就是他了。
我們認識一個月後，他就去了上海搞合作科研，一去就是一年，一年後回來時我們就結婚了。那是1985年1月。婚後，先生對我一直十分的關愛，儘管他不修煉法輪功，但他對我很支持，這次對我的白宮喊話也非常認同。
留校後，工作中接觸了不少外國專家，為了搞好工作，也為了個人前程，我萌生了出國的願望。於是每天下班後我就去吉林大學學英語。當時世界銀行給我們學校一些貸款名額，專項用在出國留學基金上。
那時單位讓一些工作時間長的工農兵大學生去參加GPT培訓考試，我也被勉強同意參加考試了，按國家規定，GPT考過70分，就可去外語學校脫產培訓一年，考過120分就可直接出國。當時那幾位同事都沒過70，而我考過了120多分。
起初單位不想放我走，因為我剛工作沒幾年，可這世界銀行專項貸款不用也就廢了，若是讓我去了，至少還給學校增了光，於是我於1985年來到了美國。我後來還錢時，他們說，我是我們77級畢業生中第一個公派出國的。。
解讀家族苦難
快樂的哥哥和妹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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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是公派出國一年的，一年後我還想多學點知識，於是經教授同意，我就留下來攻讀博士學位。出國不久我先生也來美國探親。當時我們生活雖然艱苦緊張，但心情很好，平時我倆努力的工作學習，週末就騎車去買菜呀遊玩啊，生活得挺愉快的，因為我知道，只要付出一份努力，就會有一份收穫。當時我還是芝加哥大學學生會的副主席，學生聯誼會的幹事。後來六四慘案發生了，我現在都還記得當時的情景，我是哭著看完天安門屠殺錄像的，明明看見坦克壓死那麼多學生，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卻一直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學生。那天我們很多同學自發的來到中國大使館門前遊行集會，要求共產黨償還血債。
六四事件使我對共產黨更加失望了，於是我決定留下來讀博士。中共野蠻殘酷的統治，讓我太寒心了，我下決心再也不回去了。後來按國家規定，我用自己的積蓄賠償了當時公派送我出來留學一年的費用，另外還多加了一千多美元的利息。
很多年來對於父輩祖輩的經歷，還有我自身的遭遇，同大家一樣我從都沒仔細想過，覺得天生就這樣了，彷彿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六四的慘案和歷次鎮壓，直到後來《九評共產黨》，我才豁然開朗：這一切都是中共強加給百姓的苦難，沒有共產黨，這一切悲劇都不會發生。
記得我看過一份資料，說中國大陸至少一半以上，將近三分之二的中國人，都程度不同的遭受到共產黨的迫害，50多年來中共迫害致死的同胞有八千萬之多，這樣看來，我家人的遭遇只是中共暴政統治一個小小的縮影。《九評共產黨》說：“重複使用暴力，是共產黨政權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製造恐懼。每一次鬥爭運動，都是共產黨的一次恐懼訓練，讓人民內心顫抖著屈服，以至成為恐懼的奴隸。”
這段總結切中要害。我家人的遭遇，正是這種恐懼統治的生動體現和億萬中國人的縮影。父親在經歷了恐懼性的暴力折磨後，選擇了沉默，順從承受一切，乖乖的放棄爭辯權力，無奈的去做共產黨的臣民。我的外祖父，為保持自己做人的尊嚴，不再承受，在經歷了恐懼性的暴力折磨後，無奈的選擇了自殺。
中共在對民眾的統治上，以權力掌握為最高出發點，人道，倫理，人性和道義都不是它考慮的立腳點，這在本質上就決定了它本質上就是一個欺壓百姓、違反人性的邪惡流氓集團。多次的暴力鎮壓和屠殺，使老百姓有了恐懼感，面對中共這個掌握國家龐大機器的政權，人們求生存的慾望，逼迫很多人認可中共的脅迫，無視人類的道德，良知， 對中共的罪行緘口不言。
這個政權就像納粹政權一樣，無論它經濟上多發達，多騰飛，最終帶給人類的只有災難。因為沒有人間正義和良知的支撐，社會的道德必然下滑，其政權一定是反自然、反人類、反人性，最終這種政權是要遭到歷史的淘汰，走向滅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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