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据我所知,新唐人电视台是在2001年深秋或初冬的时候开始筹划的。在成立之初,因为资金匮乏,就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租了一个十分简陋的办公室作为节目制作地点,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地下室录制从外面新闻社买来的图像,新唐人的新闻主编也生活在这间充满潮湿味的地下室,同时负责录制新闻图像。每天清晨,一位住在布鲁克林区的新闻图像编辑坐地铁约一小时赶到这里拿走图像硬盘,再乘地铁约一小时赶到曼哈顿制作新闻,然后再拿带子到曼哈顿中城的一个地方播出。台里的设备很多都是购买的别的电视台的二手货,电脑品牌也都参差不齐,很多都是义工们自己原来在家里用的,就捐给了电视台。

创台之初人员非常紧张,专业人员珍贵如凤毛麟角。由于所有人都是义工,这里的台长只不过是对外联络和公关的头衔,对内大家都是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配合协调工作的。一位副台长在回忆草创时的经历说,他们有一次开电视台的筹备会,他放眼一看周围的志愿者几乎都是博士或教授,可惜都是什么计算机系的教授、生物博士、化学博士、物理博士,几乎没有什么专业人员,有管理经验的也不多。但是大家都觉得创办一个不受中共渗透、控制和威胁的华语电视台,还世界华人以最起码的知情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再难也要做。没有专业经验,大家就花钱到外面去学。好在这些人都是学习高手,很快就掌握了必要的技能。

由于这些人都是义工,因此都面临着一个解决生活来源的问题,所以他们只能白天象普通人一样到公司去正常上班,下了班以后到电视台工作。因为没有经验,开始制作节目的效率很低,灯光设置、录音、剪接都相当缓慢。一位叫杨帆的主播说起过当初的艰辛。

“2001年年底,我正式成为电视台的一员。在电视节目正式上卫星之前,我们有两个多月的练习时间。这段时间中,我每天下了班就去电视台,最早十二点半回家,一般都是一点多钟。做图像编辑的同修更辛苦,常常凌晨三、四点钟才离开。大家第二天都要上班。

“我最先接受的培训是发音和化妆。有搞专业的同修教化妆,看看桌上摆的那些化妆用品,没有几样是我认识的,认识的也不清楚怎么用。当然化妆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还有头发、服装、首饰、播音时的表情、播报的语气、语速和抑扬顿挫。这方方面面的因素加在一起,是一个播音员呈现给观众的整体印象,主播的形象也是电视台的形象。

“一天晚上,是我练习播音。我和图像编辑合作,要像正式做新闻那样练习。我从晚上八点坐到镜头前,练到凌晨十二点。回家的路上,我想:用4个小时应该能做出半个小时的新闻了吧?第二天,我问图像编辑:‘我们昨天晚上做了多长时间的新闻?’‘十分钟。’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就做了十分钟的新闻?’‘是啊,就十分钟。’回家的路上,我反覆的想着:4个小时,十分钟。按这个比例,要想做半个小时的节目就得12个小时。我要是从晚上八点开始录制,做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刚好九点钟去上班。我觉得我可以做通宵,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这样坚持多久。”

像杨帆这样的疑问,也许当时电视台人人都有。那时新唐人全球记者站还没有成立起来,新闻来源主要是购买新闻社的报导,再翻译成中文。新唐人每天至少要播报四次新闻,早上四点半就有一次。新闻主编凌晨两点就不得不爬起来,跑到地下室去挑新闻稿件和镜头,另外有人将选中的新闻译成中文,还需要主播、摄影师、配音和剪接等许多工作人员的配合,才能把新闻制作出来。也许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偶尔为之还没有什么,天天如此实在非常吃力。我在去电视台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人靠在椅子上打盹儿。

为了减轻电视台的压力,许多外地义工辞去了他们报酬丰厚的全职工作,到纽约去找工作,甚至只能做半工,以便就近支援新唐人。当时有个叫梅梅的主播是从佛罗里达搬过去的;金然是从亚特兰大搬过去的;方菲原来在密西根的大通信公司工作,后来也搬到了纽约。新唐人的一位副总裁也从外州换到纽约附近的一所大学当教授。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读硕士期间赶上暑假,就到电视帮忙临时性地做主播,每天一大早去台里,晚上常常一点以后回到住的地方。为了省钱,和大家挤住在曼哈顿上城的一间公寓里,路上地铁票和中午盒饭都是自己出钱,更不要说更昂贵的服装和化妆品了。有的义工到台里做节目,从外地赶到纽约,单程开车要四个半小时,路上的过路费和汽油钱也都是自己负担。做完节目已经是深夜,为了节省住酒店的钱,再独自开车往回赶,回到家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了。做一周经济节目的许佳盈等义工每到周五都是彻夜不眠赶制节目。

电视台由于人手奇缺,很多不懂英文和计算机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也去帮忙。他们除了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力气活儿之外,电视台还把一些例行的“高科技”工作交给他们做。年轻的义工们给他们详详细细地列出一个流程写在纸上,告诉他们在计算机上按完了这个键,然后按那个键,再用鼠标点什么地方。实际上这些老爸爸老妈妈们根本就不认识屏幕上的英文菜单,就凭着硬记下这些流程来分担年轻义工们的压力。

2002年夏天的时候,电视台因为制作部和播出部份在两处实在不方便,就在曼哈顿中城租下了现在这个办公室。当时就像一间大仓库一样。很多老年义工和为数较少的年轻人开始装修这间大屋子,把它隔断成播音室、化妆室、会客室、技术部、播出部、资料间等地方。新唐人的男女主播们,那时也会在播音的间隙跑过去搬大木板。

由于维持节目制作和播出的人员都奇缺,新唐人刚刚创台期间更没有精力和人员去跑广告业务,最开始大半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广告。整个电视台的运转全靠个人捐款来维持。后来,台湾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有几十万,其中有一些学生,还有一些就是在台湾大电视台的专业人员,他们知道纽约的艰难后,或者在暑假期间、或者在休年假期间跑到纽约来支援,形势才稍微缓解一些。

由于新唐人是二十四小时连续播出,节目来源开始时也很匮乏。一个综合性的电视台需要有娱乐节目、评论节目、生活节目、教学节目等等。外州的义工们就尽其所能地制作出这些电视节目来支援新唐人。

我认识一位林先生,是个法轮功学员,身在华府。从新唐人创台之初就开始为新唐人提供技术支援。他是一位电脑工程师,收入不错,但是他几乎把他全部的节余都投放在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和新唐人电视台的运营上,至今仍然一家三口挤在一个租来的两居室公寓中。其中客厅设置了各种背景,用于拍摄几个电视节目,一间卧室被改造成了工作间用于剪接。稍大的卧室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只有两个床垫子,一家三口睡在上面。整个公寓因为堆着各种设备显得十分拥挤。林先生为人比较内向,每天除了自己制作专题片外,还有接不完的电话,回答各地义工遇到的技术问题。他常常闷头干活儿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第二天早上还要继续上班。因为任务繁重,吃饭的时间也尽量压缩,经常以面条充饥。我每次到他家里,常常想起孔子的一句话“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行而慎于言。”

一个电视台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吸引观众收看。从这一点来说,新唐人的发展也和中共对华文媒体的渗透有关。很多敏感话题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大的发展走向,但是一般的华文媒体都不敢触及,或做深入报导。这就等于把观众群拱手让给了新唐人。

像“江泽民出卖领土”、“六四”、“香港反二十三条立法”、“地下基督教会被镇压”、“民间维权运动”、“SARS真相”,以及“法轮功”的议题都是大陆竭力封杀的。而新唐人却总是在第一时间进行详细追踪报导。举例来说,新唐人对于“SARS”的报导,比中共官方不得不承认SARS真相早了三个星期。新唐人新闻制作部的主任李国栋说,“如果新唐人的节目能够在大陆自由播出,人们提早三个星期做好预防准备,恐怕不会危及到那么多中国人的生命,甚至引起世界的恐慌。”

新唐人的记者站在世界各地也都慢慢建立起来,更逐步走进社区,这些记者站的设备都是义工自己购买的,人力更是分文不取。出去采访的车马费都是自掏腰包,包括和客户一起吃饭的钱,也没有一分是新唐人给的。

可以说,新唐人的广告员也并不都是很专业的人员,大华府地区的一位广告员就是学计算机的硕士。但是许多商家都是受到新唐人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召,开始在新唐人上做广告。

一般人听说新唐人在全球四大洲设有五十多个记者站,都非常吃惊,感觉每年花费至少要两亿美元。其实新唐人每年的花销非常少,除了卫星租赁费用外就是纽约办公室的租赁费用,而各地上有线电视和办公室租赁都是各地自己花钱。很多地区的办公室就是义工家里的地下室。

中共经常在外面散播说,美国给了新唐人多少钱、台湾给了新唐人多少钱,实际上新唐人除了广告和个人捐款外,没有拿任何一个政府或大企业的一分钱。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新唐人的一切帐目都是公开的,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中共以倾国之力花钱做事,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这群完全凭着信仰和信念做事的人。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新唐人电视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中共利用整个国家的宣传资源、外交资源和特务资源造谣诬陷,国内的功友乃至亲人被骚扰甚至虐待致死,本来他们应该是最需要别人帮助的。但是如今他们不但顶住了这些压力与不幸,反而用他们与电视台运营资金相比菲薄的收入和极为有限的时间帮助支撑着这个电视台的运转。让所有的华人能够透过这个窗口了解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生死攸关的真相。

我个人对新唐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本文也必然忽略了很多更加感人的人和事,但我相信每一位参与新唐人创业的人,他们这段“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书。当我看到他们的处境时,也常常会想如果海外华人都能够伸出援手,每一个人哪怕是只提供最微小的一点点帮助,新唐人也不会像现在这么艰难。如果我们都是在享受新唐人为我们提供的自由资讯的窗口,难道我们对改善新唐人的处境会没有道义上的责任吗?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