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协会议上有记者问“为什么这本江泽民传出自于一个外国人之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答：“谁愿意写都行，你为什么不写一本？”言下之意，好像中国人个个都有给党国最高领袖写传的权利。那么，你又如何解释为什么十三亿中国人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动这个念头，到头来却让一个连中文都不懂的老外抢了头功呢？

其实当局何尝不知，第一本在国内发行的江泽民传按说应该由中国人来写才是。中共为什么不让中国人写呢？中共有中共的难处。你说让谁来写合适呢？固然，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从来不缺乏逢迎拍马的文人，但是由他们来写江泽民传，其效果只怕适得其反。毕竟，现在不比当年个人崇拜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真诚地相信忠于伟大领袖并被伟大领袖所信赖是最大的光荣，为伟大领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最大的光荣。现在谁要扮演为伟大领袖歌功颂德立碑树传的角色，只会招来万民笑骂，其作品也不会有任何份量，起不到要起的作用。

找个名声好点的人写吧，如今的作家记者，但凡还有几分清誉的，总有几分独立性－－没有也得装着有。如果一个还略有清誉的作家谨遵上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传主只说好话不说坏话，那岂不是自毁名节，自砸招牌？如果是有褒有贬，哪怕是小骂大帮忙也万万不可。因为此例一开，群起效尤，尼姑摸得，凭什么阿Q摸不得？对“核心”都公然而然地指手划脚起来，那还得了。再说了，要给江泽民写传，总需要深入上层，需要阅读若干材料－－包括一些不准让普通中国人知道的“机密”材料，还需要采访一些高层人士或亲近人士。这些在中国都是禁忌，一般的中国作家怎么做得到？

所以，为江泽民写传的历史使命就无可避免地落在外国人身上了。亚里士多德指出：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意志的人们。在僭主看来，只有他才能有尊严和自由。僭主对本国公民深怀敌意，不愿与之交接，而宁肯与外邦人聚餐会晤结为伴侣。这就是官方出版的第一本《江泽民传》只能出自外国人之手的原因。在这里，外国人还最好是西方人，最好是美国人。找金正日领导下的北韩作家或卡斯楚领导下的古巴作家就不灵。虽然中共整天诅咒的“境外反华势力”其实就是指西方指美国，但是他们很清楚，还是要西方人美国人出面讲话才管用。问题是，西方的美国的作家记者多如牛毛，找谁好呢？名气不大地位不高的不行。这不比当年在延安美国记者斯诺写《西行漫记》，那时候，中共接触不到什么西方大牌记者作家，碰上一个算一个。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要西方作家记者给自己写传，找个名气地位都不响亮的岂不是自贬身价？无名之辈不行，有名之辈更不行。因为在西方在美国，名气大的记者作家十之八九都不是省油的灯。让这班人给江泽民写传，党中央不放心，江泽民更不放心。

于是乎，革命重担就落在库恩这样的人身上了。库恩是著名的美国金融家，花旗银行执行董事，有名气有地位。库恩还喜欢舞文弄墨，出过书做过电视节目，但主要是科技方面的和经济方面的。库恩连中文都不懂，对中国历史和当代政治的知识也相当有限，按理说不是写这本书的合适人选。可是更合适的实在找不着了，也就只好将就了。

难得库恩这么配合，非常知道自己该打听什么不该打听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写《江泽民传》是无法回避赵紫阳的，按理说作者就该采访采访赵紫阳。赵紫阳“去职赋闲”，就住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很好找，又有的是时间和你聊，可是库恩就是不去惹那个麻烦。库恩也决不去采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不去采访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的代表人物。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在任内干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采访采访受迫害的法轮功。作者的“觉悟”高到这个份上，这本书还能有多少价值，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江泽民传》有两个版本，英文版和中文版。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决不只是语言，而且还是内容，在若干敏感处，中文版对英文原作有许多删节。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两个版本叫做国内版和海外版，一个是骗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是哄老外的。这就叫“内外有别”。说起“内外有别”，通常总是内人的权利多一点，有些事情可以让内人知道，不可以让外人知道。但这里的“内外有别”却恰恰反了过来。也许你会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这种掩耳盗铃的小把戏有什么用？这点共产党当然明白，反正是能骗一时算一时，能骗几个算几个吧。

能骗一时算一时，能骗几个算几个吧。

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
(原题目：一场拙劣的双簧表演──简评《江泽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