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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辯證法最早是指古希臘時代有關辯論的技巧，辯論在當時被認爲是獲取真理的重要途徑。蘇格拉底十分擅長辯論，但是他除了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無知之外，並沒有在辯論中獲得更多的智慧。 文藝復興之後，由於基督教走向衰敗，哲學成爲人們探索真理的重要領域，辯證法也有所發展。但是脫離神留下來的教誨，殫精竭慮的哲學思考留給人們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繁雜無比的學術推理和臆想，辯證法成爲形式邏輯和隻言片語的真知灼見的混雜，卻與真正的智慧相距甚遠。畢竟，人類的理性是十分有限的。 古老的中國存在着深刻的辯證觀念，例如中醫講究辯證施治，具體病症具體分析。然而，今天大陸中國人所認同的辯證法主要來自西方傳統，與古老中國的智慧並沒有多大關係。 由於傳統文化的喪失，人的心胸和智慧變得狹窄和膚淺。相應地，辯證法的內涵也發生了變異： 第一、從哲學的角度看，事物內部矛盾的兩個方面存在着對立統一的關係。但是，在中共長期的軍事實踐和政治鬥爭中，對立和鬥爭一面越來越被強調和誇大，和諧、統一的一面卻受到忽視，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成爲解決社會矛盾的主要方法。於是，辯證法事實上成爲一種鬥爭哲學； 第二、在中共對政治運動和社會矛盾的操控中，辯證法儼然成爲權術的代名詞。中共領導人講什麼「引蛇出洞」、「團結大多數，孤立和打擊一小撮」以及其它計謀和策略，陰險狡詐、心狠手毒的霉暗心理貫穿在辯證法的應用中，辯證法成爲禍國殃民之術； 第三、在日常的國家管理和社會交往中，人們爲了自我保護左右逢源、委曲求全，辯證法成爲大小官僚圓滑處事、文過飾非、愚弄民衆、歪曲事實的思維技巧，成爲普通百姓逃避矛盾和道義責任、進行詭辯和自我安慰的慣用伎倆，而大陸中國人的善良和真誠卻逐漸消聲匿跡。 儒家的中庸觀念與辯證法有一些連帶關係，但大陸中國人往往把中庸曲解爲不分是非地調和矛盾。實際上，儒家講了中庸，也講見義勇爲，正直的人們理應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由於善惡標準的喪失，人們爲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隨意使用各種招術並極盡圓滑之能事，辯證法蛻變爲一種脫離了道德約束的技巧，卻被一些人奉爲了不起的智慧。 實際上，古老的中國文化中有很多真正的智慧，併爲善良的人們所掌握和運用。古人講「大智若愚」，真正智慧的人並不過份關注表面的「聰明」和什麼手段、技巧，智慧是一個高尚的心靈對人生乃至世界本質規律的深刻體察。我認爲，「善惡有報」、「有所失必有所得」、「相生相剋」、「物極必反」等才是名副其實的辯證法。 中共的政治實踐對辯證法的敗壞起了很大的作用，依靠權謀進行統治的王朝哪個能夠長久？在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中，無論江澤民如何講究「鬥爭策略」、「周密部署」和「輿論引導」，無論它怎麼照搬照抄中共以往禍國殃民的經驗，都是在幹着喪盡天良的壞事。在宇宙法理的制約下，江澤民的所作所爲不過是在拼命地自掘墳墓。 心智閉塞的惡人永遠也不會明白這樣的道理：背離良知的「聰明」是人最大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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