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長埋心中的塊壘----沉重歲月的剪影
作者簡介：唐龍潛，一九四七年三月生，一九六四年在成都高中畢業，因家庭影響升學無望就業無門，一九六五年七月下鄉到四川西昌，知青生涯十三年。十年嘔心瀝血寫成反映一代知青三十年生活命運的七十三萬字長篇小說《滄桑路》，九八年九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人現在成都一所高校教書。
作者一生中最沉重的回憶……
“文革”中一幕鮮為人知的悲劇……
並不因時間的流逝而磨滅其深廣意義的故事……
空前慘烈，警鐘長鳴……
驚悉噩耗
魯迅說：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我不敢自詡為猛士，但我確曾在二十歲的年齡經歷了一場類似的驚濤駭浪的衝擊。
這張照片攝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重慶紅巖村。這是我和那時的女友後來的妻子的第一張合影。定情的照片何以這樣淒迷？原來那時正處於人生的最大哀痛中……
這是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武鬥的瘋狂時期，我們則早已從成都下鄉到西昌農村當了知青。正在生活艱難得連煤油、火柴、食鹽都買不上的時候，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是從老家萬縣寄來的。信的邊角已經破裂磨損得不成樣子，可以想見那穿越武鬥硝煙的不尋常經歷。只用手指輕輕一摳，一疊淡藍的信紙便掉了出來。她沒有看完信，忽然哭得呼天搶地，只喊了一句話：天吶，我在農村的全家都被殺了！便一頭栽倒在床上。我在驚惶中一一拾起撒在地上的信紙是用小學生習字本寫成的，撕下來的地方缺缺丫丫。心狂跳，手打顫，我開始清理這些未編頁碼、字跡潦亂的巴掌大的紙片。有十多頁，整理好先後順序強使自己鎮定下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內容雜亂無章，顛三倒四，錯別字連篇，但有一個信息是清楚的：她在老家萬縣農村的母親和三個哥哥全部被殺害了，死得離奇而慘烈，這些紙片似乎頁頁都罩著血光。還有一點是清楚的：這信寫發於兩個多月以前，也就是說悲劇在兩個多月以前就發生了。我陪著慟哭著的她拿著信到了縣知青辦。知青辦主任是一個仁厚的好人，馬上用電話與萬縣方面聯繫，證實情況屬實後補助了我們的返鄉旅費。於是我們向生產隊告了假，到有關部門辦好各種手續，我以同隊知青小組組長的身份陪同護送她開始了三千里奔喪。
奔喪受阻
到成都後我們找到當時的省革籌（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接待站，遞交了縣武裝部（那時政府已不存在，武裝部統攬一切）出具的介紹信。接待我們的是一位中年軍人，他看過介紹信後一言不發便進另一間屋去打電話。出來時也不看她只盯著我問：“你就叫唐龍潛？”我說是的。他說：“你來一下。”我跟他進了另一間屋，他忽然沉下臉，威嚴而陰沉地說：“勸你不要去。她母親是地主分子，她大哥是國民黨軍官，她二哥是右派份子，她三哥嘛問題還待查。你是知青小組組長，要站穩立場。”這些情況我原本都知道，應該並不吃驚，但我還是吃驚了。我吃驚於他的態度。按那時的觀點，就算她母親、大哥、二哥之類的階級敵人是死不足惜，但她三哥是解放後才上學的，高中畢業後才回鄉務農，也算是個回鄉知青吧，莫非也該死？自然這些話我都沒有說也不能說，我只說她本人是知青，並沒有犯甚麼錯誤，是縣知青辦讓我護送她回鄉看看的。我希望他還是轉一個證明給萬縣武裝部，即使我不去她一個人去也還是需要的（那時是沒有證明便寸步難行的時代啊！）。現在那裏還非常混亂，她本人的安全我們還是應該負責的。他說不行，並鄭重提醒我她也是屬於地主子女。我說這是當然，不過她現在也是我所在小組的知青，對她的安全我也有一份責任。我懇求他不能轉介紹就還是把原證明退還給我們。他不同意。我說你知道的，現在沒有證明就寸步難行啊！他不耐煩了，瞪起眼：“我叫你不要去嘛，再提醒你一句，要站穩立場！”面對一個比我年齡大一倍的男人，一個軍人，一個全省最高權力機構的幹部，我覺得自己被壓得有些喘不過氣來。沉寂了一陣，還是鼓起勇氣回了一句：“就算我不去，如果她自己一定要去怎麼辦？”他冷冷地說：“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與組織無關！”
從接待站出來我覺得渾身從頭到腳都寒浸浸的，大約走了一條街我才把情況告訴她。寒風中我們默默的相偎在一座橋上，只有心在交流。現實太嚴酷了，這嚴酷反而把我們擠壓得更近更緊。過了許久，她說：“你還去不去呢？”我說：“你說呢？”這其實是不需要問也不需要答的事，我們心裏都明白。
也許是由於苦難煉就了早熟，我們在離開西昌時不僅辦了武裝部給省革籌的介紹信，還在生產隊和大隊分別開具了身份證明，只是蓋著武裝部大印的介紹信被沒收以後，我們就失去了到任何權力部門走訪諮詢或請求保護的資格，大、小隊證明的功能只在於說明兩個西昌知青到萬縣探親請旅社准予住宿。本來已無親可探，但證明還只得那樣寫。
準備出發了，我的父母堅決不同意，說重慶那邊武鬥還沒有平熄，混亂得很。再說人家把她全家都殺了，正等著斬草除根，躲都躲不及，你們怎麼能再投進去？情況確實是這樣，推測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我們還是決定要去。四個親人被慘殺，活著的人連去看一看的風險都不敢冒嗎？悲絕勇來，無論是甚麼，是陰謀是陷阱是龍潭虎穴都決定去闖一闖了。
我們去看了她在成都工作的姐姐，考慮到她姐姐當時正生了孩子才幾天，本想不告訴她，但哪裏控制得住，終於還是出示了那封信。她姐姐纏著頭巾躺在床上頓時哭昏了過去。待清醒過來時，她喊出的第一句話竟是：“給江青同志寫信！向江青同志反映！老三總是沒有罪的嘛！”我只覺得心沉甸甸的往下墜。向江青同志反映？向第一夫人告御狀？愚蠢啊！老三總是沒有罪的嘛？那麼另三位呢？就該死麼？由於家庭出身不好她姐姐幾十年來一直夾著尾巴小心謹慎的做人，思想的貧弱早已被磨得和現在的身軀一樣。能夠喊出這句話，已經是她思維和勇氣所能達到的極限了。她姐夫是五十年代的清華學子，工程師，搞機器很內行，此時卻一句話也沒有，只是跺著腳唉唉的歎氣。四個親人無端遭殺害，這是流血的慘劇；嚴酷的政治環境還要窒息活人的哀思，這是更深廣的悲涼。
我沒法說服我父母，他們有他們的道理，無可奈何只好不辭而別。臨行前我留了一封信委託一位好友在我們離開後送給我父親。後來知道父親閱信後憂心如焚，倨然準備以多病之身花甲之年打點行裝到萬縣來尋找我們。
劫後萬縣
劫後的萬縣純然一幅破敗景象。街上行人稀少，人們神色淒惶，就連相對熱鬧的碼頭也是一片沉寂。行船無號，船工無歌，縴夫們扛著大繩赤腳曲背默默地行走在河灘上。大規模的武鬥剛剛平熄，零星的槍聲還晝夜不停。落成的新墳比比皆是，僅一處集中地就達三百餘塚。這就是地處長江邊文化和文明都開化甚早的萬縣！
蹲在廉價的小旅店裡我徹夜難眠，旋風似的思考著那不無可能的“斬草除根”。她在老家已經沒有可信託的人，唯一可找的也就是那位發信給她的遠親。然而這位報信人又正是屬於殺害她全家的那個群眾組織的成員，他在信中除傳達噩耗外又再三捶胸頓腳地呼號自己組織的成員怎樣在對立面的強大反擊中血流成河。這是怎樣的矛盾啊！我問她對那人的印象，她說只是小學時同過學，後來離開老家跟隨在外工作的姐姐便沒有再見過面。我說現在見面你還認得出他來不？她說能，那人長像有些特別。既然只能找他別無選擇，我們開始來設計近於特工的接頭手段。首先我按他來信的地址打電話，謊稱姓李，是她姐姐單位的同事，出差來這裡受她姐姐的委託順便瞭解一下她家裏發生的事情。鑒於我們住的旅社不能暴露，約會地點定在他來萬縣城必經的渡船碼頭。我假說有他的照片，可以認出他來。第二天上午我們提前到達約會地點，察看環境，並商量應付各種不測的辦法。當他從渡船上走下來時，她在暗中給我作了指點，然後便隱蔽開去。我繼續觀察，確信就是他一個人時便走了上去。複雜的接頭、交談、考察、判定進行了一個小時，我領著他在河灘上轉圈子，最後才發出了讓她露面的安全信號。這是個在當地診所當“赤腳醫生”的年輕人，不論他參加了甚麼組織，本質還是誠實善良的。
天降虐殺
從縣城到她老家有四十餘里，其中有二十多里的山路還不通汽車，虐殺就發生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對立的兩派組織互相攻擊對方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自稱純而又純的“紅色貧下中農革命造反軍”忽然祭起清肅階級敵人的旗幟。那手段是一個公社一個公社的清肅，從肉體上乾淨徹底地消滅階級敵人。然而真正是其對立面組織的人大多已得到消息遠走高飛，靠這支由民兵組成的“造反軍”手中的長矛、大刀、鋼釬根本碰不到。
於是這場清肅的實際對像便主要是早已被監管的無法逃遁的地、富分子和雖然沒有宣佈監管但實際仍處於被侮辱被歧視地位的他們的子女。瘋狂的虐殺已經在距她家僅三十里左右的兩個公社實施了，數百名地富及其子女規規矩矩的被堂而皇之地消滅了。
恐怖而令人顫慄的消息她的家人應該已有所風聞。也許是覺得無處可逃，也許是覺得多年以來就是老老實實地幹活，自問沒有搞過甚麼破壞活動。她的二哥還會認為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經摘了，算是回到了人民中間；她的三哥還會認為自己是長在紅旗下的回鄉知青，除了積極下地勞動之外還憑著拉得一手好二胡豐富了父老鄉親的文娛生活。然而，行刑隊已經來了……
一天晚上他們三弟兄從不同地點被同時抓押到離家不遠的水庫邊。老大是從家裏被帶走的；老二早已搬出去居住，是從另一個生產隊抓來的；老三還在為生產隊看守場壩，是從曬棚裡直接帶走的，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虐殺分設兩處，在水庫的東西兩端。老大、老三在一處，老二在一處。執行這次行動的是一些手握鋼釬的民兵（其中還有一個二十來歲未成婚的女人），為首的是大隊民兵連長。夜黑沉沉的，只有行刑隊手中的電筒在閃爍。就位以後隔水兩端開始大聲喊話：
一邊問：“動得手了不？”
一邊答：“動得手了！”
按理說這些都是經常見面的鄉親，現在卻個個著了魔似的血紅了眼，無論怎樣的哀告都無濟於事。並不鋒利的鋼釬舉起來了，像練習刺靶一樣一次次戳進骨肉之軀。汩汩的鮮血，軋軋的鈍響。沒有反抗，沒有抗爭，只有承受。因為這面對的不是一群歹徒的襲擊，是“以革命的名義”而執行的死刑判決。一個解決完了又解決另一個，虐殺進行得緩慢而漫長，殺人者是那樣從容不迫。
老大向德全，時年四十二歲，煢然一身，妻子在解放後離異跟人去了，女兒死於貧病。四九年當解放大軍進逼成都時他正在一所軍校裡讀書，一位教官想帶他去台灣，他拒絕了。一方面捨不得新婚的嬌妻，一方面覺得自己並沒有罪惡，還僅僅是個學生，能夠為新政權所容納。這幼稚的想法隨即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先是被趕回農村老家，接著便戴著反革命帽子接受監管至今。他沒有為自己哀求，大概覺得求也無用，或者覺得死是解脫。畢竟當過軍人，還有幾分豪壯。他在自己全身血流如注時為老三求情，希望留下這個歷史清白的弟弟。他的微弱的哀求被對面傳來的吼聲淹沒了，老二那面大概進行得很順手，有人在朝這面喊：“你們搞完沒得？我們搞完了！”老大最後能聽見的大概就是這句話。
老二向德厚，時年三十九歲，尚未婚娶，也是煢然一身。新政權建立時他正中學畢業，文化人奇缺，還被招進土改工作隊裡幹了一陣。應該說擁護新政權的態度是鮮明的，工作也是積極的。證據是當他自己的父親被列入鎮壓名單時他沒有奔走說情，也沒有通風報信。父親死後母親帶著兩個妹妹四處乞討，他也保持了立場堅定沒有往來聯繫。然而這一切並沒有贏得信任，還是被調整到供銷社做商業工作。五七年他對國家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評頭品腳，被劃為右派遣返農村老家。三年後摘了帽子，但實際上仍處於被監管狀態。他早已萬念俱灰放蕩形骸，得過且過漂泊無所，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成家立業已屬子虛，甚至對於生他也已並不留戀。但他沒有老大那樣“堅硬”，當鋼釬一次次戳進肉體時，他發出一聲比一聲淒厲的慘叫，這慘叫又變成微弱的呻吟和最後的死寂。生命在血流和哀號中蒸發到零。
老三向德高，六三年高中畢業，時年二十五歲。他長得比較單薄，性格也柔弱。喜愛音樂，溫文爾雅，愛口失羞。平素鄰里相處，總是謙恭退避，連同人發生口角的時候都沒有。目睹屠戮大哥的慘狀，耳聞隔水傳來的二哥的哀號，他早已魂飛魄散，站立不穩，跪伏在地上。人生對於他才開始啊，他實在想活下去。經過幾年的苦幹和努力，他剛剛修補了破屋；一個女孩不嫌棄他的出身，還向他表露了愛慕之情。濃黑而冷硬的生活已綻開一條縫，未來的日子將多一絲柔情。他將擺脫大哥二哥的命運，可望安家成婚。生命的熱力正在體內散發，更多的牽掛和嚮往托起對於生的渴望。已經有兩具陳屍了，他想別人也許可以軟下手來。他為自己哀告，承諾一切一切，包括今後每天晚上都為貧下中農義務演奏二胡，隨叫隨到。他記得大家愛聽他拉二胡，除了這能夠娛悅鄉親的一計之長他實在也別無所有了。他把生的希望寄托給二胡，脆弱的二胡哪裏承載得起。柔細的絲弦怎敵階級鬥爭的鐵弓，嗜血的鋼釬還是舉了起來……
老三是倦曲在地上受刑的，他已無力支撐起自己的軀體。在血肉被鋼鐵穿刺的過程中，他一直在哀求。這可憐的無望的哀求一直持續到說不出話來，最後被垂死時的呻吟所代替。呻吟之聲還沒有止熄，血糊的肉體已被繩索捆紮起來拋進水庫裡，任其慢慢斃命。
行刑結束了，大地回覆死一般的沉寂……
母親魏群英，時年六十四歲。老大一夜未歸，她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天明後她聽到了確切的消息，不是一個，是三個兒子的屍體都已漂浮在水庫裡。肝腸斷裂的她顫顫巍巍地把鍋裡最後一盆豬食餵給兩頭小豬，又對著豬咕嚕了幾句告別的話，然後找繩子準備自殺。但是已經來不急了，自殺的權利已被沒收。她被叫去薅秧，有人監視。當勞作完畢她拐著小腳從水田裡爬起來準備回家繼續自殺程序時，卻被告知不准。接著被帶到不遠處的小學校，關進一間由廁所改成的教室裡。這裡連她在內陸續集中了七個人。四個六十歲以上的地富分子，都是寡婦女人；三個被認為是持對立面觀點的人，都是青壯男人。這些不同“類”的人為甚麼被攪在一起？奧妙是：已掛牌的階級敵人是一攤臭肉，一攤狗屎，誰都想把這些狗屎抓來塗在對方臉上，因為這是使對手萬劫不復的剎手鑭。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這批據說佔百分之五的“賤民”絕非可有可無，而是一定要有。這是穩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戰略。這一小塊墊腳石的意義在於：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過過“統治者”的癮而麻木被統治的感覺，既僥倖還屬於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於墜入百分之五，於是在誠惶誠恐中滋生心理平衡。這一卑賤的參照無疑緩解了大眾對於物質匱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膚之痛。這便是為甚麼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義吧！
青天白日，日正當午，誰敢相信這陽光下的暴行？然而事實就是這樣：一個點燃引線的炸藥包從破爛的窗口投進來了，甕中之鱉們那時是怎樣的狀態已無從得知。轟然一聲巨響，自然血肉橫飛，然而並沒有完全結束這七條生命。於是又一個個拖出來，投進附近一個用於窖藏蕃薯的土坑裡，還是用並不鋒利的鋼釬逐一了斷那些哀號……
告別老屋
我們到達人死屋空的老屋時天已快黑了。不一會悄然溜進來兩男一女，是同隊三個膽大一些不願規規矩矩等死而提前逃遁因而得以苟活下來的地富子女。面目呆傻，形容淒惶。儘管他們的母親已同葬於那個蕃薯坑裡，但由於是分子，是階級敵人，自己也不敢公開表露哀悼之情，甚至連屍也不敢收。他們說：“哪個敢啊，實在忍不住要哭幾聲也就是在半夜的時候躲在舖蓋裡頭。”這場屠殺雖然在幾百人殞命之後被制止，但清理時只輕描淡寫地收審了為首策劃者，參與殺人的人都沒有追究，屬於受矇蔽無罪。上下的認識還止於對分子子女不該濫殺，沒有人對分子的死提出異議。當夜寒風呼呼，油燈昏慘。想到參與殺害她一家四口的人就住在周圍，不但安然無恙，而且仍然趾高氣揚，大家都緊張得不敢合眼。
會不會斬草除根？會不會再來一次？面對這個陌生的地方，這個血腥的所在，說實在的我自己心裏也沒有把握。她悲痛地在屋裡張惶四顧，淒涼的尋尋覓覓，又一次哭昏了過去……
一個分子子女哆嗦著問我：“如果他們再來殺怎麼辦？”
我說：“自衛。也殺。”
他說：“怕不行吧，他們是貧下中農。”
我說：“也是兇手。”
一生中這一夜我第一次填滿了悲壯的豪情，砸了舊傢俱，在屋裡燃起一堆熊熊的火，並給所有在場的人每人發了一件武器：扁擔、鋤頭、菜刀、釘耙……下了拚死相搏的命令。還拍著胸口說：“一切後果由我負責，與大家無關。”
夜風搖曳著老屋，滿屋吱吱嘎嘎響。是冤魂來會還是強人來攻？我打著火把提著扁擔出巡了一次。後來又有一片聲犬吠，我又出巡了一次。就這樣通宵警戒到天明。
第二天我們開始處理殘留的東西。一把火焚燒了舊衣被，兩間破房和兩頭小豬折價賣給了生產隊，還有幾隻雞和幾件農具當眾拍賣。一個參與了虐殺的兇手居然敢來，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大模大樣地兩手交叉站著。我仔細打量他：四十來歲，赤腳，衣衫襤褸，舉止呆苯。他想幹甚麼？是遺憾還未能斬草除根？是未能填飽嗜血的歡快還想咀嚼別人揪心斷腸的痛楚？抑或還有甚麼更惡毒的想法？我在心裏權衡著同他體能的對比，緊了緊拳頭，覺得可以壓倒他。但我更清楚地明白其實無法同他交手，事實上他比我強大得多，那猥瑣軀體揹負的是被認為天經地義的路線和政策。但我還是不能忍受他居高臨下的樣子，更為了清楚地烙下那張臉，便逕直朝他走了過去。他似乎想閃避，我連忙抽出一支煙拿在手上。我發現他伸手接煙時手在發抖，然而當目光對接的時候那眼珠洩出的陰狠卻又令我倒吸了一口涼氣。他目不轉睛的看著我，我也目不轉睛的盯著他，四條人命在胸中澎湃的烈火使我沒有退卻，鐵鑄似的立著直逼得他最後低下頭去。我沒法想像當他舉起鋼釬向一個毫無反抗的活的肉體戳去的時候怎麼下得了手？他未必真以為兇殘狠毒就是革命？真以為生活貧困的原因就是階級敵人沒有消滅乾淨？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勇者，怯者憤怒抽刃向更怯者。卑怯而又兇殘的人渣本性是難以用“受矇蔽”一語了之的。
惡有惡報，後來聽說此人以煢然一身死於貧病和瘋癲。
我永遠記得那張醜陋的臉和那個罪惡的名字：楊光銀。
返回重慶後在等火車的間隙我們去了紅巖村，留下這幀剪影，愛情在苦難中篤定。在此後仍然濃黑的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睜著上下求索的雙眼，謹慎地苟全性命。歷史的腳步沉重蹣跚，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民族的悲劇。略加改動套用魯迅的一句話算是對過去的收束，也算是對未來的警策。即：如果有人還想拾起那禍國殃民的利器，那麼------
我總要上下四方求索，以尋找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用來詛咒：最邪惡、最流氓、最兇殘、最沒有人性的共產黨的“以階級鬥爭為綱”。
轉自11月「思想的境界」
打印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