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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討宋二奶歡心而建的大劇院造價不低於三十億元。 |
【人民報消息】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二元的社會結構中，存在著一樣蒼白的貧困，從形態到心態都相類。貧困是共產國特色下的刺眼傷疤，它正如陽光下的陰影一樣揮之不去，但人們卻一直沒能直視。
社會學家告誡我們，適度貧困的存在不是社會的恥辱；不能夠正視貧困，從而掩蓋貧困，結果導致忽視貧困，才是最可恥的。當你為大陸高樓林立、霓虹燈閃爍的城建畫面而興奮激動的時候，你可能沒有想到，那只不過是一個濃妝，一個病入膏肓的臉上的濃裝！
江澤民的超豪華專機，三十億元的大劇院是中國富強的象徵，還是中共跌坐火山口的象徵？！
（1）直面城市貧困
中共吹噓實施“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宣稱到二零零零年底，農村的貧困人口已經減少到三千萬，並誇口說在未來的兩三年內，這一數字還會繼續減少。共產國政府似乎在告慰世界：倍受黨匪掠奪、壓搾、血幾乎被吸乾了的十三億中共國人的“吃飯”問題即將解決。
但事實上中共國的情況同黨國的謊言宣傳完全相反，當“農村貧困”的頑症還不能治癒時，“城市貧困”的幽靈已經在工人和小知識份子們的頭上徘徊了。就在“絕對貧困”被共產宣傳極力掩蓋而逐步退出人們視野的時候，“相對貧困”的腫瘤正開無限擴散。
社會學家是這樣定義“絕對貧困”的 ---- “泛指基本生活沒有保證，溫飽沒有解決，簡單再生產不能維持或難以維持”。“相對貧困”則是指“溫飽基本解決，簡單再生產能夠維持，但低於社會公認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擴大再生產的能力或能力較弱”。儘管，黨國的宣傳機器一再暗示人們，中共國的“貧困問題”已由“絕對貧困”時代走向“相對貧困”時代，但人們仍然不能在“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之間劃上一條明確的界限：絕大多數的“相對貧困”者，剛剛跨過貧困線，只要經黨國“政策”那麼一折騰，很多人立馬就又重新返回了“絕對貧困”的群體。
黨國公佈的一份顯然大大壓縮了的統計數據承認，中共國目前的城鎮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已達一千五百萬人，屬於“城市（鎮）貧困”人口的有一千三百八十二萬人。而早在一九九二年，中共總工會通過調查得出，全共產國貧困職工家庭人口數就已超過了兩千萬；一九九四年設在北京的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得出的數據卻是，中共國城鎮居民中有近五千萬貧困人口。
在中共國這個由宣傳部統一控制人們思想的社會中，不同的統計數字後面有著對“貧困”問題的不同解釋，為了直面中共國城市貧困的真相，親身體驗貧困的共產國城市居民正在承受的煎熬，我們作了一次實地的社會調查，以血和淚的事實告訴人們、告訴世界，中共國的貧困現狀，已經到了民眾不揭竿而起不能解決的地步。
（2）瀋陽：被貧困撕裂的繁榮
一個關於現代都市窮人的悲慘故事曾經在大江南北廣為流傳：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過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貴的日子。一九九四年前後，夫妻先後遭遇下崗，妻子耐不住清貧的日子和沒有亮色的未來，跟著一個有錢男人走了，留下一雙兒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業市場屢屢碰壁後，精神越發脆弱，生存的艱難壓得他抬不起頭來。偏偏不諳世事的孩子嘴饞鄰居家的肉香，纏著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僅剩的五塊錢，咬牙買下了一斤豬肉。當久違的肉香讓孩子們歡呼雀躍時，絕望的父親在裡面撒下了耗子藥....
貧困，像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塗抹在中共國城市表層的虛假的繁榮。在瀋陽，這座曾經是中共國最大最輝煌的工業城市，就流傳著類似的民間文本。它是如此尖銳、鮮明地切入這座城市繁榮下的內核，讓人直視其無法躲閃的現實。
* 工人村成了“渡假村”
到過瀋陽的人會經常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座由兩張皮硬扯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區和沉河區，林立著所有的高檔住宅、豪華酒店和購物中心，在這裡看見奔馳、寶馬的機會要比在北京長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廠雲集的鐵西區，你很難找到一座五層以上的像樣飯店，出租車也懶得光顧這兒 ---- 因為拉不上活兒。
瀋陽的七十萬下崗職工，大部份就居住在這個三十九平方公里、七十五萬人口的傳統重工業區。工人村是鐵西最大的住宅小區，聚居著一家幾代的產業工人。老人們至今回憶起五十年代的工人村，總也掩不住難抑的豪情。那時，一百五十八棟典型的蘇式三層居民樓，在共產國率先引領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現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寬闊的工業區已變得沉寂，這兒早就成了有名的“虧損一條街”。該市統計部門提供的資料表明，瀋陽現有工業企業一千一百八十八家，其中有五百零一家屬虧損企業；黨有控股工業企業五百九十家，其中超過一半面臨虧損的命運。而這些黨國所有的大中型企業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中在鐵西工業區。
“廠子都黃了，全叫貪官給整的！”在工人村裡，人們守著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紛紛向我訴說。早年為標榜共產優越性蓋起來的那些房子，在日新月異的城市建設中日顯破敗，宛若風燭殘年的老人。廠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維修和取暖費就成了大問題。 “沒人管我們了！”黃昏的勞動公園，老人們向我談起癱瘓的公用服務系統。從今年開始暖氣分戶，不交暖氣費的不送氣。按每平方米十九元計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八百到一千多元暖氣費。劉大爺一家為了省掉這份開支，去年冬天硬生生地挨了凍。“屋外是零下十四度，屋裡是零下十三度。”
凋敝，大面積的國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業區幾乎成了一座空城；與此同時，在居民區，大批下崗失業人員，還有眾多名曰“放長假”實際卻被永遠拋離崗位的人們，越來越多地奔波、遊蕩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處可見攢動的人頭，在菜場、街邊、公園和夜市，人們已經淡忘工作日和雙休日的界限 -- “工人村”徹底成了“渡假村”。
在工人村整齊的大道兩旁，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小攤：賣菜的、賣水果、賣日用品的，永遠用飢渴、慇勤的表情招徠著稀落的光顧者。類似的小本買賣，勉強維持著一個下崗工人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這種脆弱的家庭經濟支撐體系往往不堪一擊，專家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數除工資以外沒有其他額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維持低標準的生活水平，他們經受不起任何社會經濟風險，一旦遭遇風險，馬上跌到貧困線以下。國際上常用“貧困邊緣（NearPoor）”一詞來描述這種狀況，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習慣了沒有固定工資的生活，有的十年前就失去了領工資的機會，在輾轉變更的打短工中換取基本生活費。
* 比貧困更可怕的疾病
“鐵西這地方，賊窮！”五十一歲的王亞君扯著嗓子，漲紅著臉說。她患有嚴重的甲亢，拖了好幾年沒法治，因為沒有錢。
“治一次得花四千塊，媽呀，上哪兒弄這麼多錢？”她一說話就激動，將脖子上突起的腫物指給我看，“醫生說過，弄不好會發生癌變，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對自己的病有種聽天由命的坦然。
兒子的死，是王亞君生命中最大的悲慟。四年前，二十一歲的大兒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經濟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時，她和丈夫的單位都苟延殘喘地開不出工資，職工的醫藥費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辦求助，最後大夥兒獻“愛心”，好不容易湊了五百元，可兒子輸一次血就要六百元。兩年後，兒子病逝，留下了十多萬元的外債。
“那時兒子沒了，錢也沒了，活著幹啥？心想幹脆跟他去了....”王亞君滿眼是淚。正午的陽光照著她的自行車攤，她從早晨七點擺到現在都沒有開市。自行車是一個好心的老闆賒給她賣的，賣完了再返還貨款，一個月掙個三四百元算是萬幸。老伴身體不好，靠二百元退休金過活。
有人來看車了，王亞君趿拉著拖鞋，迎上前去。那雙拖鞋花了三塊五角錢，“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腳，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雙鞋。好幾年了，她都沒買過新衣服，身上那件肥大的衣服，是條件稍好的鄰居給的。“誰不愛穿呢？有那條件嗎？連吃都顧不上，能不穿別人的剩嗎？哎！人一窮，甚麼都別提了。”她的歎息和嘮叨，在午後的日光裡游絲一樣飄浮，空氣裡莫名地浸染了一襲落寞和悲涼。
四十六歲的盧凌敏看上去只有十二三歲孩子那麼高，五歲時得胸椎軟骨病時落下的。他以前是瀋陽鋁材廠的機械維修工，一九九七年病退下崗後，單位特殊照顧他每月二百三十七元的生活費。他媳婦患有嚴重的肺氣腫，常年吃藥，無工作。兩個孩子正在唸書，按政策可以減免學雜費，但平時學校要求交納的其它費用，他一樣也不能拉。
“窮是窮了點，但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唸書。”盧凌敏態度很堅決。從一九九八年四月開始，盧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一百三十一元保證金。除此，他每天在菜場擺電池攤，從早晨六點到晚上十二點，一個月下來也能掙個三四百元。全家人每月就這點生活費，要填飽肚子就已經相當困難了。
媳婦的醫藥費幾乎將這個剛強的漢子壓垮了。“她那個病，一直沒斷根，上次住院就花了八百元，現在又查出肚子裡有瘤，成天吃藥，打一次點滴就得花二百元，沒法子，向親戚朋友借了一千元。醫生說要動手術？張口至少五千元。我實在沒折了，對媳婦說，逼急了，我就去自殺抗議！”
我站在盧家那間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小屋裡。晦暗、擁擠是那個棲息四個人的空間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顯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閣樓成了他們夫妻倆的臥床。一台壞的、沒錢修理的黑白電視機是屋裡唯一能夠見證時代的現代家用電器。殘破的天花板上吊著一支日光燈和一盞十五瓦燈泡，為了省電，通常日光燈不開，只開小燈。
貧、病，是我在鐵西採訪時聽到的高頻語匯。下崗後只能自費看病，自己交納醫療保險，但調查中發現，幾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下崗職工家庭都沒法按時交納醫療保險。當我向多人提到這個詞時，引來的是一陣苦笑：“日子能維持就不錯了，哪有錢交？將來能咋辦？！死了拉倒。”
高昂的醫療費和窘迫的經濟條件使人們談病色變。在無大病情況下，這些家庭的年藥費支出在一百元左右，最多不超過二百元，生病後在藥店買點最便宜的藥，誰也不會去醫院，因為怕挨“宰”，因為年平均三百元的醫藥費就足以將一個下崗工人家庭擊垮。
* 永遠飽和的勞務市場
我沒有想到會在魯迅兒童公園門口碰到李素萍。那兒是外來民工勞務市場，從遠處一望黑壓壓的約有百八十人。那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著、坐著、光著膀子走來走去的外來民工，睜著覓食的眼睛，期待著明天的飯碗，他們大都來自周邊農村，當耕耘土地的收穫不過是永遠堅硬的債務時，他們來到了城裡。這是個勞務黑市，共產當局曾清理、取締過幾次，但事過不久就會捲土重來。
李素萍就站在這一群人中間，她已經在這裡候了兩天，但卻看不到一絲希望。她微胖的體態和站立的姿勢，很容易讓人以為她是來招工的。一些胸前掛著“廚師”、“泥瓦工”紙牌的人在她周圍晃來晃去，知道底細後就失望而去。她已經有兩年沒活兒干了，在家干呆著。下崗前，她和丈夫都是瀋陽軋輥廠職工，她做黨務工作，丈夫在車隊，年年先進工作者。四年前，夫妻倆雙雙下崗。
她說，這個市場的好處就是供求見面，談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崗後她也做過酒店管理，後來身體不好辭了，現在年紀又大了，四十五歲了，誰還要她呢？她住的還是單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貨幣化。她家的居住面積只有十二平方米，但要交六千元。節衣縮食的她犯了愁，於是就到這兒來了。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給錢，啥都干。”那些人圍住我，像看到了希望的火種。我凝視著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們真的開始將自己置於就業市場的大舞台，抹去了從前不肯輕易卸下的面子，在貧困面前，她們無法後退，別無選擇。
一份當地政府報告顯示，到二零零零年底，瀋陽全市累計下崗職工達到六十五萬人，其中屬黨營“國有企業”的有三十九萬人。該報告還稱，截至同年末，全市失業下崗人員中已有四十五萬人實現了再就業，安置就業率為百分之七十。但在這些官方數字背後，我看到的是失業給家庭帶來的致命打擊和尋找安全飯碗的艱難。在接受採訪的下崗失業人員中，重新找到較穩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人們對在私企業工作心存疑慮，因為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經常不給工資。對於下崗後當老闆迅速脫貧致富的幸運者，許多人報之一笑，認為只有親戚在政府任職的人才能辦得到。
四十歲的王小蘭，下崗後靠賣汽水度日，五毛錢一瓶。低物價低消費已經成了鐵西特有的經濟生活現象。她愁家裏每天開支、孩子的學費，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她苦著臉說：“打去年起他就在家歇著，四十歲的男人，體力還挺好，可找不到事兒干，成天就這麼遊蕩下去，人就要廢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三五成群閒著嘮嗑的人們。街邊、公園裡，麻將、撲克擂台擺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份老年人，相當多的是些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從這些無所事事遊蕩者們空蕩蕩的眼神裡，人們看到的是表面上對安守貧困的屈服和內心裏向社會討回公道的躍躍慾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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