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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現「老人多於孩子」 「未富先老」成最大隱憂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方逍臨綜合報導)中國人口結構正迎來歷史性轉折。根據最新官方抽樣調查數據,中國65歲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過0至14歲人口,創下1949年有紀錄以來首見。這項變化不僅象徵中國正式跨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也引發外界對退休金壓力、家庭養老困境、勞動力萎縮,以及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動能的高度憂慮。部分學者甚至警告,中國正陷入「未富先老」困境,人口問題恐逐漸演變為經濟與國力問題。
老人比兒童多
根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中國官方最新公布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國約14億人口中,65歲以上人口占15.87%,首次超越0至14歲人口的15.25%。
中共國家統計局表示,相關數據來自2025年11月進行的「小型普查」,調查覆蓋超過2000萬人,是兩次全國人口普查之間的重要抽樣調查。
對許多人口學家而言,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轉折點。
獨立人口學家何亞福指出,這代表中國傳統以家庭為基礎的養老模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他表示,在退休金體系方面,65歲以上人口已超過兒童人口,未來社會安全退休基金的支付負擔將愈來愈沉重;而在家庭層面,老年人口增加、家庭規模縮小,也意味著家庭照護能力正快速下降。
除了老人增加,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也正在縮水。
數據顯示,15至59歲人口目前僅占總人口的61.89%,遠低於10年前的67.33%。與此同時,中國家庭平均人口數,也由10年前的3.1人下降至2.52人。
何亞福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單人家庭與雙人家庭增加,某種程度也反映出不婚、不生與晚婚趨勢加劇,意味著中國過去依賴大量年輕勞動力推動經濟高速成長的「人口紅利時代」,正逐漸走向終結。
外界:中國人口紅利正式告終
外界普遍認為,「老人多於孩子」不只是人口結構變化,更是一場深刻的經濟轉折。
《南華早報》分析指出,中國面對的不是單純人口下降,而是「老年人口快速上升」與「勞動人口同步減少」的雙重壓力。未來中國將面臨工作人口減少、社會福利成本攀升,以及年輕世代負擔加重等問題。
不少人口學者將這視為:「中國人口紅利正式結束的象徵」。
過去數十年,中國憑藉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迅速成為「世界工廠」,推動出口、製造業與城市化高速成長。但如今,隨著人口結構反轉,外界憂心中國可能逐步失去低成本勞動優勢。
「未富先老」成最大隱憂
比起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中國更令外界擔心的一點,在於其可能陷入「未富先老」。
所謂「未富先老」,是指一個國家在尚未邁入高收入發達經濟體之前,就已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
部分人口與經濟學者指出,日本、韓國是在國民收入較高、社會福利制度較成熟後才逐步老化;但中國目前經濟增長放緩、青年失業問題突出、房地產市場低迷,加上地方財政緊張,使老齡化問題變得更加棘手。
尤其退休金制度差距,也進一步加劇問題。
評論指出,中國退休人口雖超過3億,但不同群體之間退休待遇差距極大:部分農村老人每月退休金僅有一百多元人民幣,而部分體制內退休人員則可領取數千元甚至更高,而中共人數眾多的離休高幹甚至還有各種名目的補貼,每月收入高達數万元人民幣。
這使得外界質疑,北京近年積極推動的「銀髮經濟」,是否真能成為中國新的消費引擎。
「銀髮經濟」能救中國嗎?
面對年輕世代消費信心不足與總體經濟持續低迷,北京當局開始將目光鎖定65歲以上退休人士,希望藉由養老、醫療、旅遊與健康產品打造「銀髮經濟」,並從2025年起大力推動鼓勵企業開發針對高齡人群的產品與服務。
官方「銀髮經濟藍皮書」預估,中國銀髮經濟年產值高達7兆元人民幣,占GDP比重達6%。
不過,時事評論員王赫指出,至少有2大因素,使得中國的「銀髮經濟」構想淪為畫餅。首先是,中國「未富先老」,與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先富後老」的情況截然不同。 其次是,中國退休金水準落差大。1.8億城鄉退休居民,每人月均退休金200多元;城鎮1.2億退休職工,每人月均退休金3000多元,機關事業單位2000萬退休人員,每人月均退休金6000多元。
可見,雖然中國領退休金的有3億多人,但真正具有一定消費能力的老年人,也就是3、4千萬人,很難撐起所謂的銀髮經濟。
從人口問題走向國力問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未來可能不只局限於經濟。
部分分析指出,隨著年輕人口下降,製造業成本將上升,創新能力可能受到衝擊,而養老與醫療支出增加,也將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甚至連長期軍事動員能力,也可能受到人口結構變化影響。
有評論甚至形容:人口老化,可能成為限制中國長期崛起的「隱形天花板」。
從「世界工廠」到「銀髮社會」,中國正迎來一場深刻的人口結構轉型。當「老人比孩子還多」首次成為現實,這已不再只是人口統計上的變化,而是攸關經濟、財政、家庭乃至國家競爭力的重大課題。
從「政府幫養老」到「養老不能靠政府」
在中國人口政策的歷史演變中,一個重要轉折是生育與養老責任的表述變化。上世紀80、90年代計劃生育推行初期,中共曾宣傳「只生一個好,政府幫養老」,作為鼓勵獨生子女政策的重要論述,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家庭生育決策與結構。
然而,隨著人口形勢變化,相關說法逐漸轉向「養老不能完全依賴政府」,強調家庭與個人責任,並提出「家庭、社區與市場共同分擔」的養老模式。
對普通家庭而言,這一轉變與老齡化疊加,使「4-2-1家庭結構」日益普遍,即一對夫妻需同時撫養子女並照顧四位老人。在老人數量超過兒童的背景下,養老壓力進一步加劇。
過去由多子女分擔的照護責任,如今往往集中在一至兩名子女身上,使中年群體同時承受育兒與養老雙重壓力。同時,城鄉與體制內外養老待遇差距明顯,部分農村老人僅依靠一百多元補貼生活,進一步加重家庭負擔。
在房貸、育兒與醫療支出壓力下,中產與工薪家庭可支配收入被壓縮,消費能力下降。隨著家庭小型化與單身化趨勢上升,「養兒防老」模式也在弱化,部分年輕人開始同時面對父母養老與自身保障不足的雙重風險。
一些評論認為,這一變化反映出養老責任正由「國家承諾」逐步轉向「家庭自負」。在財政與人口壓力上升的背景下,養老風險更多被轉移至家庭與個人。
在「老人多於孩子」成為現實的同時,中國社會正進入一個新階段:人口變化不再只是統計結果,而是直接重塑家庭的經濟負擔與生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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