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外交家》（The Diplomat）11月10日刊登日本一桥大学助理教授萨莎・汉尼格・努涅斯（Sascha Hannig Nuñez）与美国莱斯大学博士生Kuan-Yu Garry Chiu的联合研究文章，揭露中共跨国镇压已悄然渗入日本社会。研究发现，除了监视、骚扰与恐吓，中共的政治压力还可能透过学术机构的自我约束、社会关系及对中国境内家属的施压发挥作用，使部分学者、记者与中国留学生即使身处民主国家，仍因担忧遭到报复而不敢自由发声。
跨国镇压深入日本 三种手法曝光
两名研究人员今年9月发表《描绘中共在日本的跨国镇压：从自我审查到制度性压力》报告，根据2024年7月至11月对14名学者、记者、学生及社会运动人士的访谈，归纳出中共跨国镇压在日本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直接恐吓、制度性压力及自我审查。
研究指出，中共的跨国镇压不一定需要中共官方直接出面施压，也可能透过既有社会关系、机构利益，以及人们对监控与报复的恐惧发挥作用，使政治压力在缺乏明确命令的情况下持续蔓延。
过去，中共在海外设立秘密警察站的争议，已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然而，相较于直接恐吓与监视，渗透日本校园及学术机构的隐性政治压力，却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
研究人员指出，日本虽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受到法律保护，但这些制度保障未必能阻止中共跨国镇压所造成的寒蝉效应。即使身处民主社会，部分人士仍可能因担忧遭到监控、失去学术机会或牵连中国境内家人，而选择自我审查、避免公开批评北京。
日本记者疑遭恐吓 香港活动现监控疑云
一名调查中国海外活动的日本女记者透露，她曾在一天内接获八通匿名电话，其中一通以自动语音要求她前往中国大使馆，引发疑似恐吓的安全疑虑。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电话的来源尚无法独立核实，也不排除有人冒充中共使馆进行诈骗，但密集来电及其内容，已使当事人担忧自身安全。
监控疑虑也出现在日本的政治抗议活动中。多名受访社运人士表示，他们参与示威及公开活动时，曾遭不明人士拍照、监视，甚至怀疑活动结束后遭到跟踪。
研究人员还亲眼目睹，日本一所国立大学举办香港相关活动期间，一名出席者拍摄社运人士及简报资料，随后透过微信（WeChat）传送照片。
尽管目前无法确认拍摄者的身分及动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受中共指使，但这类可疑行为加深了参与者对身分曝光及政治活动资讯外流的忧虑。研究显示，当人们担心自己的言行可能受到监控，即使没有遭到直接威胁，也可能因恐惧而限制公开表达政治立场。
学术自由受压 涉中敏感研究遭限
研究发现，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可能透过直接施压，也可能借由日本学术机构的自我约束，间接限制学术自由。
数名受访学者表示，研究涉及中国政治敏感议题时，曾面临学术活动难以举办、同事不愿合作，以及职涯发展可能受阻等问题。
一名中国留学生透露，曾有人劝他放弃原定研究题目，理由是相关内容可能影响中日关系。
另一名教授指出，部分同事担心失去赴中国研究或学术交流的机会，因此不愿参与涉及中国敏感议题的合作计划。
研究人员指出，这类制度性压力尤其隐蔽。即使没有接获北京的直接指示，学者及学术机构仍可能因顾虑外交关系、研究资源或个人职涯，主动回避敏感议题，甚至限制相关研究与讨论。
这意味著，中共即使不必公开干预，也可能借由学术界对其政治报复及不利后果的预期，形成寒蝉效应，使日本学术自由受到侵蚀。
留学生组织涉监控 自我审查蔓延
研究发现，日本部分中国留学生组织涉嫌透过学生网络及微信群组搜集资讯、监控政治活动，引发这些组织可能成为中共跨国镇压工具的疑虑。
研究人员查阅中共官方公开资料后，发现若干中国留学生组织与中共官方机构存在制度性联系，包括与中共驻东京大使馆的支持及协调关系。尽管这些联系尚不足以证明相关组织直接参与政治监控，但其与中共官方的关系，仍引发外界对中共可能藉留学生网络搜集资讯、施加政治影响的疑虑。
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使没有遭到直接恐吓，部分中国留学生仍因担心言论遭到监控或举报，而习惯性地自我审查。
三名受访中国学生表示，他们刻意回避课堂上的政治敏感讨论，与其他中国学生交往时也保持警惕，担心自己的政治立场被他人掌握。
其中一人即使已在日本生活五年，仍避免与熟人谈论政治；另一人则习惯等别人先表态，再决定是否表达自己的看法。
研究人员指出，这种不必依靠直接命令或公开恐吓的压制效果，正是中共跨国镇压值得关注的特征。当人们长期担忧遭到监控或报复，自我审查便可能逐渐成为日常习惯，使威权统治造成的恐惧跨越国界，持续侵蚀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
中共施压国内家属 海外异议者受威胁
研究记录一名中国留学生的经历。他抵达日本不久，便接获中国家乡警方来电，对方在通话结束前警告他“小心一点”，使他感受到来自中共当局的威胁。
除了直接警告海外人士，中共当局还被揭露透过施压中国境内家属，迫使海外异议人士停止政治活动。
人权观察组织2024年10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该组织于同年6月至8月访问25名居住日本、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的人士，包括新疆、西藏及内蒙古背景的受访者。
多数受访者表示，中共警方曾联系他们本人或中国境内亲属，施压要求停止在日本批评中共政府的活动。部分受访者还提供微信讯息、视讯通话纪录及监视器影像，佐证警方骚扰与施压的经历。
数名维吾尔族受访者透露，中共警方先透过境内家属取得联系，再以微信直接向本人施压，要求停止在日本批评北京，或提供日本维吾尔社群及日本维吾尔协会成员的资讯。
一名来自内蒙古的受访者表示，中共公安曾登门盘问其亲属，并要求亲属签署文件，保证他不再参与日本的抗议活动，但遭到拒绝。另有一名内蒙古人士因在日本举办读书会，遭中共警方透过家属施压，甚至被要求搜集其他参与者的照片与资讯，但他拒绝配合。
人权观察指出，部分受害者担心中国境内家人遭到报复，不敢向日本警方求助。这种以家属安全作为施压手段的跨国镇压，不仅限制海外异议人士的言论与集会自由，也使他们即使身处民主国家，仍难以摆脱中共当局的威胁。
民主社会面临考验 学者吁建立保护机制
研究人员警告，中共跨国镇压的深远危害，不仅在于个别人士遭到恐吓或监控，更在于政治恐惧可能逐渐渗入民主社会，使人们即使受到法律保障，仍因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敢自由发声。
他们建议，日本大学应建立透明的恐吓事件通报机制，加强保护学生的敏感个人资料，并确保与中国等国家的国际学术合作，不会损害学术自由与研究独立性。
研究人员同时提醒，日本政府在防范中共跨国镇压时，应明确区分中国留学生及侨民的正常活动，与涉嫌政治监控、恐吓或压制异议的行为，避免将整个华人社群视为威胁，以免进一步加深不信任与孤立。
研究人员强调，中共跨国镇压对民主社会构成的重大威胁，不只是让个别批评声音消失，更是使人们在没有直接命令或公开暴力的情况下，逐渐习惯自我审查。当恐惧在民主制度内部扎根，即使法律保障依然存在，言论自由也可能在无形中遭到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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