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美國新聞媒體《Semafor》10月13日刊文指出，中共黨魁習近平打破既有任期與接班慣例，持續將最高權力集中於一身，卻遲遲未明確安排接班人，使中共最高權力交接埋下難以預測的政治危機。《Semafor》中國事務編輯安迪・布朗（Andy Browne）引述澳洲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的警語指出，專制統治者一旦登上權力頂峰，便已開始面對自身統治終結的倒數計時。
從毛澤東晚年的殘酷權力鬥爭，到鄧小平時代接連發生的高層政治清洗，中共最高權力交接的歷史，早已暴露個人集權與權力缺乏制衡的深層危機。如今，73歲的習近平仍牢牢掌握最高權力，卻未建立明確的接班安排。布朗認為，圍繞習近平衰老、政治生命終局及「後習近平時代」的觀察已經展開，而中共高度集權所埋下的接班隱患，不僅可能激化其內部權力鬥爭，也可能增加北京在台海問題上採取冒險行動的風險。
習近平健康狀況引關注 中共權力黑箱埋接班危機
現年73歲的習近平，近期公開露面時的身體狀態引發外界關注。《Semafor》中國事務編輯安迪・布朗指出，今年9月，習近平抵達美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準備與美國總統川普舉行峰會時，走下專機舷梯的動作顯得緩慢而謹慎，並緊握妻子彭麗媛的手。布朗形容，習近平當時看起來略顯虛弱。此外，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方官員在峰會前曾提出一項不尋常的要求，希望美方在白宮為習近平安排一間臨時休息室。雙方正式會談的時間也較外界預期短暫。然而，中共對最高領導人健康資訊的嚴密封鎖，使外界難以核實這些異常表現的真正原因，也凸顯中共最高權力運作長期缺乏透明度的問題。
然而，比起外界對習近平健康的猜測，更深層的問題在於中共最高權力運作長期缺乏透明度。最高領導人的健康資訊、重大人事安排及高層權力角逐，始終籠罩在嚴密的政治黑箱之中。習近平在2018年推動修憲，取消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隨後又打破中共總書記任職兩屆後交棒的政治慣例，進一步強化個人集權，卻始終未公開確立接班人。這使中共最高權力交接的時間、方式與人選，持續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
值得警惕的是，當最高權力長期集中於一人，而接班安排又缺乏透明、可預期的制度保障時，領導人一旦因健康或其他突發因素無法履行職務，便可能引發高層權力重新分配的爭議。儘管中共設有黨內領導機構及相關組織程序，但在高度個人集權的政治格局下，這些機制能否確保最高權力平穩交接，仍存在疑問。習近平持續掌權與接班人遲遲未定之間的矛盾，也使「後習近平時代」不再只是遙遠的政治議題，而成為觀察中共未來權力穩定性的重要焦點。
中共接班陷兩難 歷次權力清洗揭露集權危機
最高權力交接，往往是個人集權政體最脆弱的時刻之一。對長期掌握中共最高權力的習近平而言，接班問題正形成難以迴避的政治兩難：如果現在指定接班人，試圖確保其政策路線與政治遺產得以延續，便可能在尚未準備交出權力之前，提前引發黨內派系角力，甚至使指定接班人成為政治鬥爭的目標；但如果繼續拖延、不明確安排接班人，一旦最高權力突然出現空缺，又可能使黨內各派陷入爭奪領導權的局面。無論選擇哪條路，都難以完全消除長期個人集權所累積的接班風險。
另一個棘手問題是接班人的權威從何而來。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普遍年事已高，並無公認的年輕接班人。若習近平日後突然提拔一名資歷較淺、缺乏廣泛政治根基的官員接掌最高權力，此人能否取得黨內主要派系的支持，尤其能否掌握中央軍委並獲得中共軍方高層效忠，將成為重大考驗。中共的權力交接不只是人事更替，更涉及黨、政、軍權力的重新分配；在缺乏透明接班安排的情況下，這些問題可能進一步加劇高層政治的不確定性。
中共歷史上的接班鬥爭，早已留下慘痛先例。毛澤東曾將劉少奇視為重要接班人，但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政治迫害，被撤銷職務、隔離關押，最終於1969年在缺乏妥善醫療照護的情況下病逝。其後，林彪在1969年被正式寫入中共黨章，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卻在1971年發生的「九一三事件」中墜機身亡，官方隨後指控他策劃政變。毛澤東晚年的接班安排屢次生變，凸顯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如何左右黨內政治人物的命運。
鄧小平時代同樣未能擺脫最高權力交接中的政治鬥爭。華國鋒在毛澤東死後一度掌握黨政軍重要職位，卻逐漸被重新掌權的鄧小平取代。此後，鄧小平先後支持胡耀邦與趙紫陽出任中共總書記，但胡耀邦於1987年被迫辭職，趙紫陽則因反對1989年以武力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而遭撤職，並被長期軟禁，直至2005年去世。江澤民最終在六四鎮壓後接任總書記。這段歷史顯示，即使在中共試圖推動領導幹部制度化交替的時期，最高權力仍可能受到黨內元老意志與政治鬥爭的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近年持續整肅黨政軍高層，連過去被視為親信的官員也未能倖免。2026年9月，中共宣布將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張又俠及原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開除黨籍、軍籍，並指控兩人涉及嚴重違紀違法及政治不忠等問題。其中，張又俠長期被視為習近平在軍中的重要盟友，其落馬尤其引發外界關注。此前，中央軍委原副主席何衛東等多名軍方高層也相繼遭到整肅。這些接連發生的高層人事震盪，顯示即使身居權力核心、曾獲最高領導人信任，也不代表政治地位穩固。
在此背景下，即使習近平未來親自指定接班人，也難以保證其政治地位不會隨權力關係變化而受到挑戰。從劉少奇、林彪到胡耀邦、趙紫陽，這些政治人物失勢的原因與過程雖然各不相同，卻共同揭示中共最高權力交接長期受到個人意志與黨內權力鬥爭左右的制度性問題。習近平任內接連發生的高層整肅，更使外界關注政治忠誠與個人信任能否為潛在接班人提供穩固保障。當最高領導人既需要接班人延續其政治路線，又可能將權力逐漸上升的接班人視為威脅時，指定接班人與維持個人權威之間的矛盾便難以化解。這不僅是習近平個人的接班難題，也是中共高度集權體制長期未能建立穩定、可預期權力交接機制所暴露的制度性風險。
中共接班危機加劇政治風險 台海軍事冒險引憂
隨著習近平持續集權、接班安排遲遲未明，中共最高權力交接的不確定性日益受到關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明克勝（Carl Minzner）警告，中國可能陷入一段「漫長的黃昏期」，經濟持續承壓、社會不滿累積，而中共為維持統治，可能進一步擴大網格化管理、數位監控等高壓維穩手段。這意味著，當經濟與社會矛盾加深時，中共可能更加依賴政治控制，而非透過制度改革化解危機。
中共內部的權力危機，也可能增加北京對台軍事冒險的風險。布朗大學教授泰勒・喬斯特（Tyler Jost）與耶魯大學教授丹尼爾・馬丁利（Daniel Mattingly）指出，習近平將兩岸「統一」列為重要政治目標，一旦感受到掌權時間有限，可能更傾向採取高風險行動，以求在任內實現政治目標。這並不意味著台海戰爭必然發生，但在決策權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的情況下，個人判斷失誤可能帶來嚴重後果。
歷史上的權力交接危機，也為中共未來埋下警訊。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與葉劍英等人聯手逮捕「四人幫」，中共最高權力格局隨即劇變。2012年習近平接班前夕，薄熙來事件同樣引發高層政治震盪，當時北京甚至流傳政變傳聞，儘管相關說法未獲證實。相較之下，1997年鄧小平去世時，江澤民已掌握黨政軍最高職務，避免了立即出現權力真空。然而，這種相對平穩的交接，並不代表中共已建立不受個人權威干預的穩固接班制度。
如今，習近平打破中共最高領導人任職兩屆後交棒的政治慣例，並在2018年推動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使最高權力交接更加依賴個人決定。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將成為觀察其是否延續第四屆總書記任期的重要時點，但接班人選仍不明朗。鄧小平曾警告：「把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譽上，是非常不健康、非常危險的。」這番話如今再次凸顯中共高度集權與接班安排缺乏制度保障之間的矛盾。
習近平、普丁談「永生」 集權統治難逃接班困局
報導最後提及一段頗具諷刺意味的對話。2025年9月3日，俄羅斯總統普丁訪問北京，出席中共紀念抗戰勝利80週年的閱兵活動期間，現場未關閉的麥克風意外錄下他與習近平談論器官移植及「長生不老」的對話。普丁透過翻譯表示，隨著生物科技發展，人體器官可以不斷移植，甚至可能實現「永生」。習近平則回應，有人預測本世紀人類可能活到150歲。這段對話經央視直播意外曝光，隨即引發國際關注。
布朗認為，這段看似隨意的談話，折射出長期掌權者對衰老與死亡的關注。然而，醫療科技即使能夠延長壽命，也無法消除最高權力終須交接的現實。習近平持續集權，卻始終未公開確立接班人，使中共未來的權力交接充滿不確定性。對高度依賴個人權威的中共體制而言，真正無法迴避的，不是習近平能掌權多久，而是當他終究退場時，長期集權所留下的接班困局將如何收場。
（人民報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