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近日，一则视频在网路流传，一位母亲28岁的孩子因脑损伤在今年初到武汉同济医院创伤外科就诊，在病程记录上孩子一直有自主呼吸，却被医生说成是脑死亡，主任医师李占飞劝家属捐献孩子的器官遭拒。家属质疑医生为谋器官故意不施救，并称院方在死亡心电图、殡仪馆等资料方面造假，甚至给衞健委执法大队做的笔录方面也在造假。
视频中这位母亲当面怒斥李占飞：“你们处心积虑，图谋不轨，你为啥说我孩子脑死亡。脑死亡是做活体器官捐献的标准，太恶毒了！” 视频中该院创伤外科主任李占飞对待这位患者家属极为粗暴，大喊“滚”、“滚蛋”，“我们到法院去”等嚣张话语，最后竟找来保安将其赶出了医院。
与此类似的另一个案例，是前些天曝出的云南8岁女孩被云南红十字会医院骗去儿科体检后，家长被医院告知孩子患了很重的疾病，只有该医院才能治疗，要求孩子住院。期间医院给孩子抽血、输液，在住院的第八天孩子死在肾科病房，当时十几个医生围在孩子病床前，不让家长靠近，还把家长赶出了病房。然后，医生竟然要求家长签署捐献器官同意书，被家长拒绝。当索要孩子病历时，医院却拿不出来，后来花了几个小时才赶制出了孩子的病历。最终尸检结果是孩子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了”。家属向当地衞健委投诉，衞健委却迟迟不予立案。
从这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这两位家长似乎都落入了医院和医生的陷阱和套路中：
首先，是“图谋器官”。医院或医生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如给孩子做免费体检后告知孩子有重病，必须住院治疗；或者欺骗家长说患者已经脑死亡。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得到孩子的器官。
其次，是“劝捐骗捐”。要得到器官，还得得到家长“捐献器官”的同意书，有了同意书，所有医院或医生所做的违法勾当，都能够洗白，医生不会承担任何过错和责任。
再次，是“资料造假”。因为医生的目的就是为得到孩子身上的器官，所以，会不顾事实编造谎言欺骗家长，而各种必备的资料如病历、检查结果等也需要同时造假，以掩盖事实，掩人耳目。
最后，是患者家属“投诉无门”。在武汉医院的事例中，家长曾经向医院反映李占飞的情况，结果发现在有投诉的情况下，李占飞竟然获得了优先晋升；而向衞健委的投诉也在李占飞笔录时造假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结果；向公安部门报案，得到的结果也是互相推诿。因此，李占飞才表示不怕上法院，他向这位家长喊出的“滚”字，显示了无良医生的十足底气。
李占飞的底气来自哪里？他的底气和家长们的投诉无门都来自中共对器官移植自上而下的支持。从今年5月1日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正式开始实施，中共的“器官移植”成为了由政府背书的合法行为，目前由衞健委主导；同时中共还在倡导老百姓要“转变观念”，积极营造“捐献器官光荣”的社会氛围。
中共将器官捐献冠以“光荣”二字，就是发出了一种信号，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中共国韭菜们的义务，捐献行为不仅理所当然、应该应份，而且应该争先恐后地抢著捐献。如此，“器官移植”和 “器官捐献”成为了国家支持和提倡的行为，那么老百姓的器官特别是孩子们的器官也就几乎成了“国有器官”，变得危在旦夕。
近年来青少年失踪案件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网上一个帖子显示，从今年6月1日到5日的短短5天内，共有19名孩子失踪，最小的6岁，最大的20岁。帖子称，这些孩子都是在“去学校的路上”或“（放学）回来的路上”走失的。
孩子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上学和放学路上“走失”，这话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显然孩子是被人强行绑架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多的失踪事件？
今年3月25日失踪的陕西安康紫阳县13岁女孩韩某，当时备受网路关注。最后尸体于4月5日从河中被打捞上来，网传消息称眼睛和肾脏没有了。由此看来，孩子们的失踪与他们身上的“器官”有著紧密的关联。
中共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曾说，“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快速发展，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并称2023年中国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
中共国的器官移植产业形成规糢始于2000年左右，广州中山一院院长何晓顺曾说，“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
与此互为佐证的是，2007年7月《南方周末》文章“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中写道，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始人沈中阳1994年完成首例肝移植手术，他当时的目标是“用3-5年完成5至8例肝移植”。也就是说，在1999年之前，每年只完成1-2例。可是，到1999年却发生了突飞猛进，当年就完成了24例，2000年完成78例，2003年完成356例，2006年完成647例。
自2000-2005年的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全国的很多医院都增加了器官移植科室，产生了大量的器官移植医生，很多县级医院都开始做器官移植手术。
2013年11月5日，凤凰周刊“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中写道：“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有医生一年完成246例肝移植，也有病人48小时内两次换肾……”如此丰富和庞大的器官供体来源使人产生疑虑，“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需要数年的等待，为什么‘找寻奇迹’唯独在中国频繁发生？”
2006年7月，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衞•麦塔斯和大衞•乔高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大陆2000年以后最主要的供体来源是法轮功学员；中国2000年后的移植数量爆炸式增长的时间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间高度重合；而在2000年至2005年的6年间，中共有41500例器官移植手术的供体来源无法解释，引起全球关注。
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医学论文中，移植领域发表论文的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却无法对论文中所出现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至于“国际器官学会曾经发过一个3页的文件，公开拒绝中国内地学者向大会提交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报告。”
2017年，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郑树森由于无法对其论文中涉及的536个肝脏供体提供合法来源的证据，而被《国际肝脏》杂志决定将对其终身禁发论文。
“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中写道，“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中国一定存在著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等待时间，而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都可能沦为目标。
但至今各地的器官移植手术仍在进行著，中共大力发展器官移植产业之下，会需要更多的器官供体。而在中国人矿都是“国有器官”的当下，中共的魔手已经从法轮功学员身上蔓延到了全社会，而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频繁失踪，让家长们生活得提心吊胆。
中共体制内从上到下，包括军队、法院、公安、衞健委、医院、医生、校长、老师等等，都成为了中共器官移植产业链条上的一个个罪恶环节，生活在如此环境中的中国人，尤其是儿童，该如何应对这种无孔不入的邪恶恐怖呢？这一切的根源就是邪恶的中共，唯有结束中共的统治，才能斩断中共的魔爪，还中国人一个自由、安宁的生活环境。 △
（人民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