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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封控亲历者:差一点就登上那辆「死亡转运大巴」
 
【人民报消息】新冠疫情封控期间,贵州转运大巴翻车事件造成27人死亡,震惊全国。当时身在贵阳的刘默迪就在这场「生死劫」中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也成为迫使他决心「润」出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封控期间,他有怎样的经历?又有哪些体悟和反思? 「当时想起来还很后怕。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动动手指头,可能我要么就上车,要么就不知道了。」2022年9月18日,就在贵州转运涉疫人员的大巴发生侧翻的那个夜晚,刘默迪差一点就登上了那辆「死亡巴士」。 「如果碰到被转运,我也没有能力去反抗」 来自东北的刘默迪曾常年和家人生活在江苏,但疫情期间,他恰好独自在贵阳工作了两年。就在当地因疫情而严厉封控期间,贵阳市为执行高层下达的三天「社会面清零」指令,在9月17日连夜对多个区的疑似感染与密接人员执行转运。 刘默迪回忆说:「当天下午就说,15楼发现了一个密接,需要转运隔离。我们就很担心,因为我就住26楼。当时已经挺晚了,然后群里有人说,15楼开始到20楼还是多少,要下楼。然后第二天上午,就听说那个事情发生了。」 刘默迪谈到,当时被强制转运的人们来自不同区域,被拼凑在同一辆大巴上。但是当他们举家登上那辆大巴后,面临的却是「万劫不覆」。事发后,除了当时在微信群里转发的信息,刘默迪发现,网上搜索不到任何相关信息:「包括这27个人,他们代表的这个家庭后期得到哪些处理,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以当时的状态,也没有办法过多的去问。」 贵州转运大巴翻车事件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这一惨剧激起了全国民众对于「清零重于人命」的极端防疫政策的不满和愤怒。很多人说:「我们都在那辆大巴上」。刘默迪的贵州朋友们第二天就给他打电话说:「如果大白敲门要让你上大巴或者转运,你就打死都别去。」 贵州转运大巴 但刘默迪说这不可能:「如果真是我碰到这个要求被转运的话,其实我也没有任何能力去反抗,去保护自己。因为当时不光是中国的政府以及他们雇佣的这些大白,包括我的左邻右舍,他们都会极力的把我赶出他们的这个环境。」 刘默迪表示,当时的情况是人人自危:「在任何一个行政辖区内,只要出现任何一个疑似病例,就像一颗炸弹在人群当中爆炸一样,会让当局者,也会让身边的所有人都草木皆兵,都会视你为洪水猛兽。」他说,在当时苦难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很少有真正的人文关怀,都害怕别人影响到自己,因为没有任何公权力能保护他们,只能靠自己。 在解封之后,刘默迪第一时间就辞职,回到了江苏。 疫情期间的疯狂:无所不用其极 回首三年疫情及封控,很多事情都让刘默迪至今难以忘怀。他说:「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孩子在江苏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要求每个孩子必须打疫苗。但是当时我们都听说这个疫苗并没有经过一定周期的临床试验,然后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信息,每个孩子必须打,这个是『政治任务』。」面对这个「政治任务」,刘默迪和妻子反复和幼儿园沟通,想尽一切办法拖延不给孩子打疫苗,最后甚至直接表示,如果非打不可就让孩子退学。最终,他的儿子成为该幼儿园唯一未打新冠疫苗的儿童。 在疫情期间,刘默迪也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寸步难行。当时,他是一家服装企业的高管,必须经常乘坐飞机、高铁去参加每一季的订货会。在贵阳尚未实行居家隔离时,由于拒绝打疫苗,他的健康码长期是黄码,几乎无法出行。他说:「迫于无奈,因为一边要工作,又不想耽误公司的事情,我打了一针(疫苗)。因为如果不打这一针,不光我自己自身的出行受影响,整个公司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上班,必须要关停。」 就在贵阳启动疫情封控的那天,刘默迪亲眼目睹了大白锁住了他们那层楼的安全逃生门。他和大白据理力争,指出如果楼层内有心脏病人或者糖尿病人,需要去医院透析,或者有孕妇等怎么办?大白的答复却是:「那个不是我负责,跟我没有关系。」 刘默迪认为,各地当时对于疫情的管控就是像在抓GDP,或者是在计划生育期间的「百日无孩运动」一样,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手段则无所不用其极。其间,更发生了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甚至我在被隔离的时候,还听说我隔壁楼里面的女孩子为了拿物资,大白逼迫这些单身居住的女孩子与其发生性关系,作为一种勒索。」 「他们活在那个谎言当中很舒适」 针对当局采取的「清零封控」做法,刘默迪认为,这并非简单的为了防疫,而是与习近平连任和为二十大保驾护航,以及对全民的服从性测试都有很大关系:「如果真是为老百姓的话,也不会突然宣布封城,也不会突然宣布解封。因为突然封城造成了很大的人道灾难,突然解封则造成了更大的人道灾难。我听说解封的时候,很多大城市的火葬场人都烧不过来,尸体是堆积的。」 刘默迪说,虽然现在已是科技昌隆的文明社会,但是中共的治理手段还是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没有任何进步:「现在跟大饥荒的时候,村口站著拿枪的衞兵、要就地饿死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你可以在疫情封控期间死在房间里,但是你不能给中共添麻烦,不能给境外递刀子。」 他认为,只有在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中共的真面目,包括中国人权情况到底如何,才能明白无误的让每个人切身体验到:「但是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讲,我身边认可中共政策的人大有人在,尽管他们自己是受害者。」 刘默迪发现,很多人至今仍被当局洗脑,认为在全世界,只有中共当局保护了老百姓3年,欧美国家则很快就被疫情打败,任由其发展;对于贵州大巴事件,他们也认为是一种意外偶发事件:「他们会说十四亿人,发生这个事情难道不很正常吗?」 刘默迪指出,中共的信息封闭,加上爱国、爱党的宣传及民粹主义,已经把很多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而且盲目自信:「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可能连护照都没有,也没坐过飞机,更不用说来没来过美国和国外。但是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说辞,能够让自己自洽。他们活在那个谎言当中很舒适。」 举家「润」美:「我只不过是想离地狱远一点」 70年代末出生的刘默迪说,很早以前他就看清了中共,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怎样的政权之下。疫情是他有生以来唯一切身体验过的重大社会事件,也促使他加快了离开中国的行动:「它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默迪举家「润」美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深圳日本学校男童遇害之后不久。在大陆的亲身体验,让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在洗脑教育的环境下长大,成为牺牲品:「我举家来到美国,其实我并不是认为美国任何方面都好于现在的中国,我也不认为美国是天堂,但是我只不过是想离地狱远一点。」 他强调:「我只是希望能够自由,而不像在疫情期间处处都被人制约,处处寸步难行。因为在我看来,疫情一定不是中共的最后一场运动,未来还会有很多场。我也不认为中共会很快倒台,因为在国内有太多人一方面是他们的既得利益者,一方面是他们的拥护者。」 刘默迪表示,他宁可在美国捡垃圾,也不会愿在中国过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因为对于我来讲,自由就是所有。」△(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4/12/14/872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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