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该只在当牛或当鸡之间做选择
 
楚一丁
 
2023年3月1日发表
 



鸡与牛的区别,在于对被宰杀的同伴的态度,而不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不在于你是否抗议了,而在于你抗议的目的。

【人民报消息】牛与鸡之间这个话题来自于王友琴教授的牛鸡说。

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海外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权威学者。她从2000年起,花了20多年的时间,研究并整理文革中受难者的故事。在网上建立了一个“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其中记载着包括遇罗克、傅雷和刘少奇等近千个真名实性的文革受害人的故事,以及近万个无名氏在文革中遇难的经历。

然而作为所有这些受难者故事集成的开头,却是王友琴教授写在该纪念园前言中的牛与鸡的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一个曾在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的教师。

据王友琴记载,这名老师在文革中被发配到劳改农场干了许多年农活,其中包括放牛。这位老师在接受王教授的采访时回忆,当年他放牛的时候,常把牛群赶到农场的一棵大柳树边上吃草。原因是那块地方青草茂盛,容易让牛群吃饱。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被农场的人在那棵大柳树旁宰杀了。从此,牛群只要走到那里就会哞哞悲鸣,止步不前。即使那的草长势再好,也不会去吃。

然而鸡就不同。据这位老师说,在杀过鸡的地方,鸡群可以照样嬉戏,悠然故我。一群鸡中有几只被宰杀了,开膛破肚之后被扔出去的杂碎,鸡群中剩下的鸡还会互相抢食,甚至为此发生争斗。

牛与鸡对待死去同类的不同方式,被王友琴用于分析中国人对待文革受难者的不同模式。在她的文章中,她将这些模式总结为: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和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

王友琴教授的观察是深刻的。当今中国一个不能不让人深思的问题是:面对疫情和中共的倒行逆施,大多数的中国人正在或将在这些模式之中做何种选择?

● 疫情中牛与鸡的选择

2020年从武汉传出的这场世纪级疫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在对待受难者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这种选择首先就体现在对这场疫情的命名和来源的调查上。

疫情伊始,海外的《大纪元时报》等媒体和一些正义之士就将引起疫情的病毒称之为中共病毒,直接揭示出这场疫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的本质。

反观中共官方,先是对李文亮等八名率先向公众预警的医生进行封口。接着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020年3月在海外两次发推,向全世界散布谣言,说病毒来源于美国,由2019年到武汉参加军运会的的美军运动员所带来。2021年1月初,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中共官媒采访时则改口,毫无根据地称病毒由世界各地多个地方同时传出,而中共则成为率先报导病毒的英雄。

然而防民之口如防川,中共的谎言又如何堵得住天下的悠悠众口。

先是李文亮医生在染疫后生命垂危之际,将武汉市公安局逼他签字的封口文件在社交平台上公之于众。接着,又出现了张展、陈秋实、方方等为追求真相而以身历险,为公理公义而仗义执言的记者和作家。

2021年6月4日,海外著名华人雕塑家陈维明的巨型雕像作品〈中共病毒〉在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揭幕,但雕像落成后不到两个月,就被中共在海外的特务所焚毁。2022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将被逮捕的五名参与纵火的中共特务告上法庭。

按照牛鸡之说的分类,毫无疑问,李文亮是牛、张展是牛,陈秋实、方方都是牛。而中共的官媒喉舌则无疑都是鸡。

● 牛鸡之间的大多数

纵观当代中国的历史,一个不能不让中国人感到气短的事实是:自中共统治中国之后,中国就鸡多牛少。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中国人。在中外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里,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鸡多牛少。

真正能逼问中国人灵魂的问题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到底算是牛还是鸡?或者说,那些躺平的人,他们算鸡还算牛?

中国人不应该以前苏联和前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为自己的参照,因为那些国家已经覆灭了30多年。中国人唯一的参照,就是中国人自己。

看看2022年11月份爆发的那场“白纸运动”吧,有人将其称为“白纸革命”。也许吧,算是一场刚刚开头的革命。但问题是,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走上街头的抗议人群中,有多少人可以归入牛类?

鸡与牛的不同分类,不在于你是否抗议了,而在于你抗议的目的。

牛与鸡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被宰杀的同伴的态度,而不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大柳树下的草地牛群明明可以有权任意去进食,但牛群却拒绝。所以牛群的态度是出于为同伴,而不是为己。

在白纸运动中,非常令人欣慰地出现了“共产党下台”和“不要独裁要民主”的口号,但可惜并未成为引导整个运动的核心理念。大部分人的抗议仍然仅仅是针对“清零”政策本身,而不是该政策后面问题的根源。

客观地说,维权与躺平的人群都应该不再属于鸡群,但他们是否属于牛类却很难说。

而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在当牛与当鸡之间做选择?

● 中国人的选择绝不应该止于牛与鸡

王友琴倾其一生的心血,在网上建立了文革受难者园地。这个在海外所建立的园地虽然不断地被中共用网路封锁的方式封杀,但毕竟为那些受害者,特别是那些死后连尸骨都找不到的冤魂建立了一片可以安息的陵园。

王友琴教授的人格是高贵的。

但中国人除了牛与鸡之外,应该还有更多的选择。

牛群与鸡群对待同伴被宰杀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它们却最终都逃脱不了一个被宰杀的共同命运。所以,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既不应该是牛也不应该是鸡。

曾经有人将躺平说成是中国人的不合作主义运动。对不起,这种说法只能说实在是高攀了。

甘地在西方的进取中融入了东方的隐忍,从而产生了印度的不合作主义运动。但不合作主义的宗旨却是积极而明确的,其终极目标不存在任何的消极和妥协的因素。而躺平呢?一万个躺平者当中有多少个是积极的?即使在一千个躺平者当中,他们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吗?

躺平不行,那么维权呢?维权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可能成为一场全民规模的不合作主义运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技术和原则两个层面的原因。

在技术层面,维权运动在中国很难拥有一个长远的共同目标,因为每个维权的人目标都不同。甘地的目标是印度独立,马丁路德金的目标是黑人的民权,这些都是能够长期作为一个群体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但中国的维权群体各自目标不同,很难长期互相支持。

从原则层面上讲,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所各自针对的,仍然是对法律和人道有足够尊重的对手。而中共则是一个从来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独裁党派。共产主义理念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毫无人道可言——按需分配的理想否定了人性恶的一面,而暴力革命则否定了人性善的一面。人性的善恶两面皆被否定,何来人道可言?

面对一个无法无天无人道的政权,以法律和人道为手段去打官司或街头抗议维权,行得通吗?当然行不通。

所以,中国人靠维权和躺平都不可能改变现状,当鸡当牛都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人唯一有可能成功的出路,就是人人退出共产党、退出共青团、退出少先队。用脚投票,退出中共。

最后解体中共。

(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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