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晏子叙录》载：“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 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亲附。”

【人民报消息】晏子名婴，战国时齐国宰相，据《晏子叙录》载：“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亲附。”《晏子春秋》里记载近百条晏子屡谏齐君、启人心智的故事。以下为其中的三个故事。 景公赏无功罪有司 景公有一次欲赏赐国中的宠幸之人，决定给予万钟之赏的有三位，千钟之赏的有五位，命令三出后，主办会计的官员却坚持不办理。景公大为震怒，下令要免除会计官员的职务，可命令三出后，执法的官员又抗命不从。 景公为此很不高兴，向晏子说：“寡人听闻，君王治国，对喜爱之人奖赏他，对厌恶之人则疏远他。如今寡人对自己喜欢之人不能赏赐，对讨厌之人又不能疏远，实在失去了君王应有的权力啊！” 晏子听后回答：「晏婴听说，君王言行正确，大臣依命行事，此为顺服；君王行为乖张，大臣却仍唯命是从，此是叛逆。如今君王厚赏那些谗佞阿谀之人，却要官吏们言听计从，不得违抗，此是君失正道，臣失其职了。先王最初立下爱而当赏的标准，是鼓励行善；立下恶而应罚，意在严禁残暴。过去夏、商、周三代帝王之所以能兴王天下，是因为凡有利于国家的，就爱而赏之，贤良之士便越来越多；有害于国家的，就恶而罚之，邪僻之人也由此改过迁化，恶迹消灭。因而天下大治，百姓和睦。可到了国势衰危之时，末代的帝王懒散怠慢，日常生活只知放荡淫乐，对顺从己意就爱之赏之，违背己意便恶之罚之，如此爱恶颠倒，善恶不明，使得邪僻之人越来越多，贤良之人排挤在外。最后使百姓们妻离子散，国家也危败覆亡了。如今，君王不能揣度古圣先王兴王天下的原因，又不能观察衰世惰君亡国败家的真相，臣只怕君王如此滥施赏罚，一旦大臣们不敢据理力争，便有社稷倾覆，宗庙危亡的后果啊。」 景公听闻此言，立即明白自己的过错，说道：“寡人着实不知，那就依照官员们的安排去办吧。”这样，凡从前于国中宠幸之人的滥赏滥支的公款，经过了审慎的检察后，节省下十分之三。 莫悔之已晚 鲁昭公流亡到齐国，齐景公问道：“你年龄很轻，何至于如此呢？”昭公懊悔地回答：“在我年少的时候，人多爱护我，我不能够体察感恩；人多谏诤我，我又不能采纳改进。因此，内无辅助之士，外无辅佐之臣。内外真正能辅助我的没有一个人，谄媚阿谀的却又很多。这种情形，就像秋天的蓬草一样，其根孤立，枝叶虽美，秋风一到，就根拔叶脱了。” 景公听了也很感慨，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转告晏子，并且说：“假使能让他再返回自己的国家，岂不就成为像古代贤君一样的人了吗？” 晏子听后却回答：“不是这个说法。愚昧的人多懊悔，不肖的人自以为贤德。这就等于溺于水中不问深浅，迷失道途却不问路径。一旦陷溺水中不能自拔，然后再探问深浅。迷失道途已不知方向，过后再问路径。这就好像国难临头了，才急着铸造兵器；喉咙噎着了，才急着掘井取水。纵然是疾力从事，但为时已晚，已经来不及了。” 昭公流亡国外才开始悔悟，然而已是悔之莫及。 和颜纳谏 有一天，晏子退朝后，再进见景公说：“君王在朝时，态度是否过分威严些了呢？”景公听了说：“在朝听政，态度威严，有何妨害于治理国家呢？” 晏子回答：“在朝听政，如果态度过分威严，臣下便不敢进言了。臣下不敢进言，在上听不到谏言，则下情无法上达。为下无言，可以说形同哑巴；居上无闻，可说是形同聋子。大臣无言，君王无闻，这不算妨害国家大事，又算什么呢？况且，合升斗的微数才能满仓廪，合丝缕之细微才织成帷幕那么长的布。泰山虽然很高，却非一块石头而成，是累积无数土石，然后才由卑而高。天下所以治平，也非用一士之言。国君在朝听政，对大臣的进言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 景公上朝时态度过分威严，却不知当有这种威严之态时，便有拒人千里的姿态。当君王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大臣就很难放心进谏。于此，上情不能下达，为臣不了解君主的意思；下情不能上达，君王不明了民情；上下不能相通，形同聋哑，便会妨碍国计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