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到现在，无数事例显示：当下级执行上级甚至是国家朝廷的指令屠杀民众或是行不义之事时，无论当时的理由是多么充足，自己是多么无奈，在事后往往受到清算审判或是被当作替罪羊抛出。
三国时，魏主曹髦不堪欺凌，领数百人讨伐权臣司马昭，因曹髦毕竟是皇帝，禁兵见了曹髦，皆不敢动。这时司马昭的亲信贾充便呼家臣成济：“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济乃绰戟在手，……挺戟直奔辇前。髦大喝曰：“匹夫敢无礼乎！”言未讫，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撞出辇来；再一戟，刃从背上透出，死于辇傍。后来，面对舆论和大臣的责难，司马昭说：“成济大逆不道，可剐之，灭其三族。” 济大骂……昭令先割其舌。济至死叫屈不绝。弟成猝亦斩于市，尽灭三族。
明成祖永乐年间，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用了一系列手段，企图激怒当地土著造反，借此兴兵镇压。一次，他当众把土司大头目的妻子奢香剥光衣服鞭打，土著果然愤怒万分，打算起兵。永乐帝即刻把受到辱打的奢香召到京城，问她：“我为你除掉这个姓马的，你怎么报答我?”奢香叩头说：“我们保证世世代代不敢犯上作乱。我们贵州的东北方向有一条通四川的小路。如果你为我报了仇，我就开通此路，供官府驿使往来。”这笔交易当场敲定，马烨被召回斩首，贵州方面则为朝廷提供了一条驿路。永乐帝后来提及此事说：“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不二，但如果我怜惜他，就无法安定这一方了。”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在这里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克利斯好友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如今在中国，相当数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干着迫害民众的恶行甚至是犯罪，他们一个所谓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他们在执行国家法律或是上级命令，在这个理由下，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迫害民众甚至杀人害命。从古到今的无数事例，以及近日埃及过渡政府做出的对屠杀民众警察停职的决定，都给现今在中国这个专制体制下工作的政府各级工作人员以警示。不管是什么理由，都逃不掉将来的正义的审判和清算。
“良知”是人类最高的行为准则,这个世界有法律、法规、命令，一般说来都要严格遵守。然而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当法规、命令与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应该选择并坚守良知，因为这是人类最高的行为准则。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
所以，如果你是柏林墙边持枪的士兵，看见有人翻墙，你的责任就是把枪口抬高一点。如果你是1960年独自巡逻的民兵，看见有人逃荒，你的责任就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如果你是城管，看见小贩四散奔逃，你的责任就是跑得慢点。如果你是负责抓捕访民的警察，你的责任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如果你是劳教所负责给好人用刑的警察，你的责任就是收起电棍，对你的上级说“我干不了这个”……
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就会有一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