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两个可爱的孩子。任何价值都无法成为我选择牺牲她们娘仨利益的理由。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尽管我不道德地狠心尝试过。中共反文明势力也发现了我在这方面的不可救药，我的妻子、孩子成了他们人质。他们已完全知悉，我断乎不能接受对我这些至亲的压迫和欺辱，此已成为使我“驯服”的缰绳。

在被“释放”的当天里，我被从看守所警察的手中交到北京国保警察的手里。孙荻即告诉我，你和你的全家须离开北京外出一段时间，格格的学校的工作由我们去做，春节在新疆过。感谢上天的眷佑，不知何人向外透露了这一被国保视为绝密的消息。外界的指摘，使他们改变了这一决定，在我回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全家被隔离成原始状态，无法获得任何通讯条件，买来的电话卡通通打不成，奇怪的是，国保的电话却能打进来。每天都有想来看我们的人被推。到12月26日，孙荻向我宣布，家里其他人可留在北京，由我一个人出去到山东，再到陕北，行程必须绝对保密，如果我家里人透露了消息，就对你的妻子孩子采取紧急措施。12月27日，孙亲自率队“陪”我赴山东、陕北，后送岳母至乌鲁木齐的漫漫旅程。一路上，即使在行进中，两台摄像机都不停地对着我、对着我的手拍摄着。每至停歇处，成群的国保警察欢喜笑脸上来和我“合影”留念，在河北石家庄一家酒店里，我和姐姐正在餐厅吃饭，一群便衣都跑过来和我们围坐一起，端着酒杯纷纷作出给我“敬酒”状，两台摄像机、照像机忙个不停，我心知肚明这群人在想什么！我始终笑脸以对，让他们拍摄了个够。

国保部门原以回家祭母及探亲的名义让我长期滞留在外，以彻底隔绝我与外界的联系。可令人惊奇的是，我和我一家全无外泄信息的条件，但我被迫外出的消息还是被外界知晓。最令人叫绝的是，无论我到山东、山西还是陕北，每到一地，外界都能准确知道，国保们对此甚是沮丧，说“胡佳这些人简直就像恶魔，太讨厌啦。”元月7日，据悉香港一些人已赶至西安，要来陕北看我。国保们大为恐慌，只好终止了这些计划好的“长期的”旅程，“与其在偏僻的陕北对付他们，还不如到北京，咱们明天就离开。”8日，我们忽然离开陕北，赶至石家庄市。

2007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