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的疯子们
 
沉浮生
 
2008年1月6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精神异常人士,中国人的口语中被称为疯子。据说很多疯子都非常聪明,有人举梵高为例说,大凡天才有有些疯,所以反过来证明说疯子大概都很有些天份。象我们这样的俗人,很难理解天才或者是疯子们的思维方式。不过,我敢肯定地说,红色中国的疯子比别处都多。

北京的地主婆

我见过的第一个疯子,是在北京和平里的化工研究院宿舍内。当时文革期间,父母因为无法照顾只有七岁的我,于是把我送到北京亲戚家。我和大院内的孩子并不融洽,大概因为我从南方来,又有南方口音的缘故,他们很少和我玩。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以往一样,羡慕地看着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游戏。不知怎的,孩子们排成了整齐的队伍,操着正步,走到我们单元门栋旁边的一个一楼窗户边,非常有节奏地呼起了口号。喊的是:“地主婆、反革命,地主婆,反革命……

不久,“砰”的一声,门栋内冲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手持短木棍,嚎叫着扑向孩子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高叫着四散逃命,女人在后面追赶,大步流星,但无法追上猴窜的孩子。很快,孩子们不见了,女人怏怏地回去了。猴们重新聚集,再次操向女人的窗户,女人也再次扑出来,如此三番,女人被激怒了,一边大骂,一边四处敲打。终于,她发现了躲在门栋内张望的我,猛地向我冲来。

我脑袋空空地,没有逃跑。女人冲到我面前,高举木棍,却没有打下。我看着她不知所措,这是一个目光散乱但却不难看的中年女人,衣服破处没有补钉,但颈上有一条色彩艳丽的围巾。半晌,女人放下了棍子,对着我木然地说:“不是反革命”,然后慢慢地回家了。

猴孩们回来,对我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非常赞赏,其实我只是惊慌过度而失去了行动能力而已。他们告诉我,女人的丈夫是反革命,而她本人是地主出身,丈夫被抓后就疯了。一年后,我回到南方,好多年都经常梦到女人愤怒扭曲的脸。

广州的女干部

广州算是我的家乡吧。在中山二路快到东山口的地方,有一个电影院。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大多都去这个电影院。那时是七十年代中,电影院门口经常可见到一老太太,不知岁数,身上挂着一块纸牌,上书毛主席语录若干,手持一端敲扁的暖水瓶壳,形似喇叭,宣传革命理论。大部分时候,很难听清她在说些什么,事实上也很少有人留意她的存在或者她在说些什么。隐隐约约地,大概可以分辨出“千万不要忘记……”,或者是“打倒叛徒、汉奸、工贼……”等等。

我们学校一个老师,一次对我们几个同学说,这阿婆原来是某工厂的干部,后来站错了队,被撤职送去干校,结果疯了……

大学同学

陈君,比我早一年进入大学,人称哲学家。陈君为人沉默,不言不语,下乡八年,曾经出任大队书记,是我们同学中级别最高的革命干部。

陈君成为系内的名人,是因为一次在宿舍冲凉,浑身赤裸,在厕所/洗漱间忽然高叫“这,就是我的自白”。拥挤的洗漱间爆出众人的狂笑,陈君缓缓着装,深沉地离开。

大概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陈君自杀了。他是在学校后面的铁路上卧轨自杀的,留下了一份遗书。学校没有公布遗书,据知道的同学说,遗书中批判了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尤其对农村改革措施大加鞭鞑,并呼吁中央释放江青。在分班的传达中,学校通知说,陈君精神有问题,所以自杀了。

大学老师

郭老师是七七级政治系,毕业后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也教我们马克思理论和中共党史。因为尚未结婚,在学生宿舍占据了一间成为教师宿舍。

郭老师不苟言笑,常常眉头深锁,上课照本宣科,实在没有什么趣味。但因为大家对政治课兴趣不大,所以对他也没有任何意见。

大四的时候,某日,郭老师突然赤身裸体站在走廊上大喊大叫,痛斥中国共产党历次罪恶,从土改一直骂到文革,从马克思一直骂到毛泽东。连续一个小时,学生们不知所措,后来郭老师被学校带走,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快毕业的时候,郭老师病好了,回来继续教我们马主义和党史。我们班最后一年的政治考试,就是郭老师监考的,那一年大家政治成绩都得了高分。半年多后,听低一级同学说,郭老师又疯了,赤身裸体在校园内痛骂中共,这次连邓小平也骂上了,再次被送入精神病院,不知所终。

天全县的红卫兵

86年乘车经过四川天全县,在县内吃饭。县城不大,但很热闹。我和几位同行在县中心丁字路口旁边一饭店内吃饭。旁边桌子座一中年人,前置一碗,碗中透明液体,不知是水还是酒。中年人面目沉重,口中念念有词。当时不以为怪。

半顿饭功夫,中年人忽然起立,从袋中掏出一红袖章戴到左臂,抬起店内长凳,缓步走到丁字路口中间,站上凳子,开始发表演说。演说词现在我已经忘记,只记得当时听来颇有逻辑,大多是反帝、反修防修之类。街上路人继续行走叫卖,路过演讲者身边亦目不斜视,似是见怪不怪。

见我等大奇,饭馆老板对我们说,这人曾经作到县革委会副主任,现在无业,大家都可怜他,随他白吃,并不收钱。

高材生

一年某日,和旧同学聚餐。席间来了一位某大学高材生,只是沉默寡言,并无异样。

那是典型的街边餐馆,广东人称这类餐馆为大排档。唯一不同的,是餐馆墙上悬挂了一幅世界地图。

酒过三巡,大家从家事漫谈至国事及天下事,该君忽然起立,以手中竹筷指向地图:“我们的使命,是以北京为圆心,以北京至夏威夷的距离为半径画圆。”他扶了扶眼镜,目光炯炯对有些大惑不解的我们补充道,“诸位,建立一个大中华帝国!”

吃完饭,一同学告诉说,这位仁兄从来不论小事,开口必谈国家民族,每天研究如何消灭日本、统一台湾和打败美国。

数年后,同学告诉我这位仁兄担任了当地某大企业总经理,后来和董事长矛盾激化,亲自前往老头家中痛打董事长,还被关进局子里。又数年,听说他终于进了精神病院。

香港的爱国疯子

移居香港没有亲眼见过疯子,但有两宗报纸报道的精神病例,却十分值得祖国人民回味。第一个是在89年港人百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北京学生和市民。某大陆移民面对铺天盖地的新闻,不知怎么忽然大脑被扭转回到文革时期,随后跳楼自杀,留下遗书说要“继续革命”。

第二位是97年香港主权回归之前,左派报章连篇累牍批判民主派和当时的港督彭定康,用语十分激烈。中共在香港的报纸文汇报编辑,某日忽然收到一个电话,某居住在港岛的大陆移民说其女儿因为支持英国殖民者,已被其大义灭亲,而自己将返大陆支持祖国建设云云。编辑恐慌不已,经反复商讨最后致电报警,并将姓名告知警方,警察在沙头角拦住这位爱国者。后来发现,他十一岁女儿被掐死,尸体置放在家中雪柜当中。

九十年代离开香港,再也没有见过疯子。

(文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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