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开放杂志刊登凌锋的文章道，中国的性产业，发轫于八○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不是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娼妓，实际上即使在文革肃杀时期，也有变相娼妓的存在，到了文革后期，一方面共产党的控制力已经削弱，另一方面经济濒于破产，有些下乡女知青、家庭妇女等被迫卖身养家糊口，但是那时还是个体户，而且很隐秘。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开始发育，人肉市场也应运而生。不过开始主要在沿海特区，例如深圳、广州、厦门，当时上海、苏州、杭州、北京、哈尔滨、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美女得风气之先，纷纷到东南沿海淘金，被称为“孔雀东南飞”。她们的主要恩客那时还是以“港澳同胞”与外国人为主。
* 中国性产业的缘起：孔雀东南飞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娼妓，经过名副其实、用自己原始本钱的“原始积累”，赚取第一筒金以后，不少趁回乡或“金盆洗手”时，从南方沿海批购一批时装等时髦物品带到内地开起时装铺等改行发展其他事业去了。由于文革已经打碎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她们的原始积累有些还得到丈夫或未婚夫的支持！但是也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官场还没有那样腐败，一些“老革命”经常指责这些黄业，所以当局常常“扫黄”，性产业的发展还是初级阶段。
* 八十年代后期人肉市场扩大
到八○年代后期，中国性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因是：一，市场经济的规模扩大，人肉市场也扩大；二，台湾开放，到中国大陆的人越来越多；三，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数增加，饱暖思淫欲；这些都为性产业提供更大的市场。
八九年六四以后，江泽民上台，中国也就更加“繁荣娼盛”了。这时候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为扫黄暂避风头回乡的卖淫女成为当地民众发财致富的象征，她们再重回沿海时，会从家乡带多也想一圆淘金梦的“姐妹”，从而壮大了黄色娘子军的队伍。即使本来去做打工妹的，面对辛辛苦苦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工资，只要陪睡一晚也可以得到相同的报酬，能有多少年轻女孩能够抗拒这个诱惑？
* 性产业开始同军警共营共生
于是中国的“黄色娘子军”遍地开花，活动地点从卡拉OK、酒店、发廊、浴室，发展到街头拉客。这时到东南沿海淘金的多为四川、湖南、贵州、江西、河南等贫困地区的工人、农民的女儿，“素质”比第一代的差。同公安勾结欺诈“客户”，或布下“仙人跳”等骗局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这时除了“零售”的卖淫以外，随著外商大举进入，也就有越来越多的长期包养的“二奶”出现，深圳等地区还出现“二奶村”。
由于中国卖淫业一直是非法的，各级领导都热衷于扫黄来表明他们的革命坚定性，公安也喜欢扫黄，不但危险性小于捉强盗，而且可以通过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罚款“创收”，甚至得到免费“性服务”，所以性产业必须同军警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有些性产业根本就是同军警合作办的，有的也不隐瞒这点，因为这是提供安全的保证，例如军队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云来。
由于性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行业，例如娱乐业、饮食业、酒店业、服装业、美容业等等。九○年代以后，地方当局发现每次一扫黄，娼妓回乡，不但带走上亿的银行存款，使银行出现危机，而且市面立刻萧条，影响政府的税收，在这个情况之下，“扫黄”大为减少，一般到了国庆或春节前夕才扫一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所作的调查，“扫黄”的查获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说明扫黄只是应景而已。当局睁一眼、闭一眼，使中国的黄业迈入黄金时代。
* 性产业从地下逐渐浮上水面
在“三讲”和“三个代表”之后，中共“走资”越来越公开化，性产业从地下逐渐浮上水面，文艺作品和出版物中不再忌讳这些内容了。在“开发大西部”口号下，连“人间净土”的西藏都充斥娼妓而成为爱滋病的高风险区；革命圣地延安也“性”旺发达，出现“色情一条街”。就是天子脚下的北京，根据去年八月当地媒体报导，北京市内繁华区酒吧街的小姐拉客现象还不算嚣张，一些城乡结合部或郊区才算“火”，包括北苑、蓝靛厂、旧宫等地，小姐公开拉人，拉了下车的乘客不说，连出租车驾驶都不放过。
去年八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官方承认的中国娼妓人数有六百万。
性旺发达反映在许多体现民间智慧的顺口溜中，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两年前流行的“三陪歌”，在幽默中透露人生的悲怆和对社会的控诉，而中共的腐败也尽在其中了。
下岗妹，别流泪，挺胸走进夜总会；
陪大款，挣小费，不给国家添累赘。
爹和妈，半生苦，老来待业很凄楚；
弱女子，当自强，开发身体养爹娘。
做美容，隆丰胸，中外功夫都学通；
练内功，学口技，风情气质巧相配。
跳探戈，走四步，各种喜好要对路；
会矜持，巧放纵，把握时机才让弄。
多撒娇，少贫嘴，揪准口味要油水；
很舒服，也劳累，拉动内需创外汇。
谁敢讲：没传统，延安整风就跳舞；
贺子珍，曾大闹，啥子下场你知道？
你敢说：没背景，中南海里有身影；
老总理，好四步，主席常常施雨露。
谁敢讲：没地位，昨晚我陪书记睡！
我的客，都要票，不是领导哪能报？
你敢说：是犯罪，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老封建，旧孔教，共产党人都不要。
谁敢讲：道德坏，哼！我劝首长别休丑太太！
他爱好，我奉陪，我和首长谁跟谁？
搞开放，百业举，要比奉献我彻底；
香风薰，美酒醉，红唇轻启罗裙退；
骨头酥，意志颓，谁都为我当保卫；
选靠山，定要牢，搞定书记第一条；
一不偷，二不抢，一切献给共产党。
* 性产业和权色交易的蔓延
性产业的发展，必然也助长权色交易，反之亦然。每一个贪官差不多都扯上情妇和女色，如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的情妇李平、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情妇徐福英、邹丽佳等等，都有权色的交易。最近南京一名因贪腐已被判刑十四年的大型国企总经理在东窗事发前，多年来在媒体上刊登数则征婚广告，公开许诺女方若是“在校生可资助学费、硕士博士可赞助科研经费”，引来全国数百女士寄来照片应征，他在“饱览美女”之余，先后与其中廿八名未婚女子同居“试婚”。在同一位王博士同居一年后送她到日本读书，一位李小姐则送到美国。有的贪官则提拔情妇当官，甚至当法官、宣传部长等等。
性产业和权色交易的蔓延必然导致社会道德的沉沦。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 局长李庆普，被内地媒体揭发生活极度荒淫无度，除了嫖宿雏妓，还写下厚厚九十五本嫖妓日记、自拍与淫乐照片二百多张、搜集带有编号的女性毛发二百三十六份。
共产党的假禁欲被揭穿后，带来矫枉过正的性解放，也促进性产业的发展。
* 共产党假道学致性病爱滋病泛滥
共产党的假道学，使“性”成为禁忌，因此黄业开始发展时，性病也成为禁忌，医院里把性病患者登记在案，通报所属单位，成为政治问题。因此当时患者不敢到医院求诊，只能到街上乱贴广告的江湖医生那里就诊，导致性病蔓延，以后更带来爱滋病。社会对患者的歧视，导致患者讳疾忌医，助长了这些疾病的失控。
据《重庆晚报》去年十二月的报导，重庆市政府对三百七十九名年龄在十六到四十二岁的性工作者做长达两年的追踪调查显示，有三百四十一人患有性病，患病率近百分之九十！其中，二百一十一人同时患有两种性病，三十五人同时患有三种性病，六人同时患有四种性病。广东《南方都市报》引用卫生厅的消息说，广东全省廿一个市均出现爱滋病流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爱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至去年十月底，广东累计报告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四千五百三十二宗，位居全国第四位。据估计，广东实际爱滋病感染者已超过三万。
根据专家的分析，中国大陆自一九九四年以来，爱滋病人数明显增加；到去年六月，估计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一百万人。而自一九九九年以来，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十。虽然爱滋病的感染有些是输血感染到的，但始作俑者还是性滥交。
* 性产业者两千万人GDP百分之六
作为“性产业”，在中国还处于地下状态，所以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容易算出来。根据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锺伟在前年的统计，中国的卖淫女不少于五百万人，如果每个人带动三个辅助就业，则中国性产业从业人约达二千万人。如果假定二千万性从业人员的年均收入为二万五千元人民币的话，则其收入总额约在五千亿人民币，约占GDP总额的百分之六左右。
锺伟还引用“新左派”经济学家杨帆假定“性产业”群体的收入中约有百分之五十用于消费，则每年消费额为两千五百亿。卖淫女需配备传呼机、手机、需要出租车、租公寓或民居，需要购置高级服装和化妆品，甚至需要配备保镖，并可能带动赌博业、医药业、宾馆和旅游业等等。如果估计“性产业”群体的消费支出乘数（就是每一块钱“性消费”带动的其它消费支出）为四倍的话，那么由“性产业”带动的年社会总消费额就达一万亿！
这几年中国经济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来对付通缩，性产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
* 娼妓出口全世界连阿富汗都有
中国十三亿人口，不但提供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也提供黄色娘子军的庞大资源，以致大量出口。三十年前毛泽东会晤基辛时曾说可以向美国出口几千万中国妇女，当时当作玩笑话，如今却成了现实，中国的黄色娘子军大批出口到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地。根据香港入境处数字显示，去年头九个月，在香港卖淫被捕的内地女子有六千四百九十九名，数字已超过前年全年的六千零十一人。澳门某著名酒店被称为“鸡窦”。去年一到八月，台湾海巡署及各警察机关所查获的大陆偷渡客人数，计有一千两百卅九人，其中女性多达一千零五十人，之中又有四八八人是从事色情交易。中国方面迟迟不肯收回去，令台湾劳民伤财，非常头痛。九丹的小说《乌鸦》则反映了新加坡的情况；今年一月十日，新加坡警方展开前后二十八小时的扫黄大行动，突击东部的芽笼、如切和丹戎加东一带，逮捕一百九十五名当街拉客的女郎，这些非法流莺，大多来自中国大陆。在日本，有“洋插队”的年轻中国妇女从事色情行业的工作。美国则是偷渡中国人的激增，华人社区的色情场所也越来越多。甚至远至战火才息百业待兴的阿富汗，及教律甚严的波斯湾回教国家安曼，也有中国妓女前往谋生。
* 中国性产业因人口政策前景看俏
由于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以及社会上重男轻女的思想，加上科学发达可以在怀孕时就检查出性别决定是否人工流产，因此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二○○○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新生儿性别男女比例为一百一十六比一百，和正常值的一百零五至一百零七比较，已经严重失衡，逐渐出现男性娶不到老婆、近亲通婚等社会问题。重庆在二○二○年时的男女人口比例将是一四○比一百，失衡更为严重。再加上“一等妇女嫁美军，二等妇女嫁皇军，三等妇女嫁国军，四等妇女嫁共军”，能留下嫁给普通中国男人的更少了。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中国的色情业肯定会更加蓬勃发展，也许还要“进口”才能平衡需求。但是如果当局不加强管理，例如给它合法化，则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将很难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