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论，费学礼之说法虽无具体实证，却是合理怀疑。中共学者的辩驳，并非万全卫护，因为中共过去有太多类似“妖魔”的行径历历在目。

　SARS早在去年11月，广东已发现病毒感染，而中共当局却刻意隐瞒，并限制媒体报导。今年2月间，广东媒体才在当地政府承认疫情后，蜻蜓点水式碰一下，随即嘎然而止，以确保“安全”。四月初，北京卫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也避重就轻，于是有军医蒋彦永挺身而出，向外大揭其谎言，于是外界一片哗然。

　　但北京依然嘴硬，宣称是“反华势力” 恶意炒作，将问题政治化。尽管有两名大官成了替罪羔羊，却无助于大陆防疫，并殃及港、台及海外华人，世人视华人为“瘟神”。

　上世纪五○、六○年代的“三年特大困难”时期，大陆饿死三千多万人，中共最先是靠“铁幕”威力隐瞒、封锁；直到纸包不住火，才说是自然灾害加前苏联逼债，用以遮掩“三面红旗”的政治瘟疫。

　“文化革命”是另一场政治瘟疫的洗劫，死人虽较“三面红旗”为少，祸害却殃及中华传统文化和后代子孙。毛死后，中共将这场政治大瘟疫全部推给“四人帮”，竟漏了一条“民族救星”级的大鱼。

　1989年“六四”屠城，解放军以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扫射，肆意杀人，有如“鬼子进城”。事后他们口口声声硬说没死一人，而面不改色，企图拿一句话来否定全世界都眼见的血腥屠杀。其“妖魔”形象已无可遁隐，何需别人“化”之？而“妖魔化中国”，应是“妖魔化中共”。

　再回头到SARS来，费学礼的怀疑，主要在中共是否有意隐瞒与军事有关的灾祸，尤其大陆疫情如此严重，拥有庞大资源的解放军，却没有出面领导疫疾防治研究工作。

　不管SARS是天灾还是人祸，总之与中共政治制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三面红旗”、“文化革命”、“六四屠城”一样。没有中共政治制度这个瘟神，就没有一切政治性瘟疫的温床。

　在此，谨借大陆异议人士刘晓波先生的大作为结论：“1949年后党权第一的体制，对生命的蔑视，究竟还要把生命当儿戏耍弄多久？我们中国人作为人，究竟还要忍受乃至纵容，这种不把人当人的制度多久？难道在SARS疫情肆虐世界之时，中国人还不觉得羞耻？还要为独裁制度和跛足小康而辩护吗？”(原载：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