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经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从八十年代初启动的经济改革，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93年5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这是在一个总标题下的十四篇文章。《时代》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十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面前，许多对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中国官方经济学界当然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发表预测报告称：2020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到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水平；二十一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即“赶上西方”。报告的作者们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二十一世纪果真是“中国的世纪”吗？

　　我们现在只讨论一个常识：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可否支撑得起一个“中国的世纪”？

　　根据中国科学院上述预测，20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9万亿，是1990年的50倍。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已有权威人士证实：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四十多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10余倍，而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了40余倍。在这种举世无双的高消耗、低产出经济模式下，假设国民生产总值(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资源200倍──这个账还有必要继续往下算吗？

“强国梦”之破灭

　　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们当然不会不了解“高消耗低产出”这一中国经济之癌，他们的全部预测建立在“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一个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命令，问题在于：是谁，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执行这个命令？如果这个命令不被执行，发动机里灌不进那么多油，中国就只好遥望着那个据说必定属于它的新世纪而扼腕兴叹。资源是持续发展之前提。灌满了油，也许你可以命令中国驶往辉煌的新世纪，但要是没有油呢？

　　再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中国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资源能否支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最深刻的悲剧可能在于：当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制度“试验”之后，才惊骇地发现本国资源已接近枯竭。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总规模的扩大，世界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公布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之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中国的例子显示，这个世界无法依照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来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有中国学者证实：“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多年中，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注1）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如果再增长50倍，污染就要增长300倍。就算是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那个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就算污染再增加10倍，──据中国经济学家估算，“按照目前每亿美圆产值平均污染破坏环境的比率计算，全世界总产值再增长不到1倍或者再延续不到五十年，就会使地球环境不再适宜人类生存。即使采取目前各国提出的一些措施，也不能按老轨道再持续增长2倍的产值了。”（注2）

　　关于二十一世纪的预测，应当主要是关于资源总量与生态容量的预测。尤其是对于中国。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这个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噩梦。

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如何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球籍”。

　　请读者耐心跟我一起研究一下几组经济数字。

　　中国官方经济学界经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 GNP名列世界第七，GN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可以做几点评论：第一、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1、国土面积第3、矿产资源第3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第二、如果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第三、这种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而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第四、中国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的夸大；第五、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以换取政权合法性之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

　　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生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在经历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国民生产总值尚占世界总数4.7%；至“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之后的1997年，中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量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注3）这一组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同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中国自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中国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中国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即使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到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后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注4）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位和113位。（注5）按照世界银行1995年推出的一种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即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并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注6）前两组数字说明，中国人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是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所有数字综合起来，大致可归结为如下三句话：

　　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至于洋溢于中国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且为中国人民描绘了这样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注7）

超载的极限

　　二十世纪着名的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谈到，他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于“时间”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在很多经济学着作中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但在一般经济学着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事情将在何时发生？在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的时间？──却完全被忽略了。

　　这同样是我们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

　　我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可能出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等等。但是忽视了时间：事情将在何时发生？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当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并决议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

　　挽救中国生态崩溃之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角度来看，中国国土承载力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上限。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人口是2～3亿，按目前人口增长趋势，时间大约是十五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中国政府当局已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中国从1996年开始投注钜资，在2004年前必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园，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注8）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中共建政之后前四十年财政收入之总和的7～8倍。如果分十年投入，每年需投入3千亿美园，约等于20世纪末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2倍以上。中国专家似未进行这种全国性估算，但对局部地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上述估算大致相当。──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我们甚至无须去讨论二十一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二十一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无水可喝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