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此次问卷调查的“服务小姐”共有5类，分别来自歌厅、酒吧、洗浴中心、发廊和街头，此次问卷中，前4类场所的小姐各访问了20位，街头小姐访问了9位。

歌厅的“小姐”一般是几个人一组，在卡拉OK厅或酒吧的小单间里为客人陪饮陪唱，但一般不提供性服务。当然也有人会暗地里选择对自己有“感情”的熟人、有身份或者出手阔绰的客人，商量好价码后，由客人带出场外提供性服务，她们称此为“出台”。

洗浴中心内设有较大的公共浴池，有供客人休息的房间，小姐在那里提供按摩服务，但没有性交易。有性交易的则一般是在分隔成的小房间中进行的。

和北京正统的理发馆不同的是，一些发廊中时常有“服务小姐”偷偷摸摸提供性服务，她们一般先从洗头、背部按摩开始。

在街头招揽生意的“小姐”往往选择傍晚时分，出现在市内的酒店、餐厅和一些娱乐场所附近的繁华街头。

这些“小姐”大多以雇员身份出现，通过中间人与客人达成协议。据称一般每周活动三四天，平均每天有一两位客人。

“无知”汇成危害社会的“暗流” ，三分之一不采取预防艾滋病措施，“西装革履”、“白净的、文绉绉的”被视为“卫生” 。

为了完成此次调查，调查者们往往几经周折才能找到“服务小姐”的雇主们，征得他们同意之后才能与被调查者接触。问卷时间一般选择在下午3至5点钟左右，这是“小姐”们休息的时间。为保证安全，调查人员集体行动，到达问卷现场后再分别进行“一对一”问答。

问卷中有：“知道性病、艾滋病的概念吗？”小姐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知道”或“听说过”。为了保证答案的真实性，问卷中还设计了另外的问题： “有没有采取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感染？” 有三分之一的小姐痛快地回答：“没有。”

相对矛盾的答案暴露了这个高危人群对性病、艾滋病了解的真实状况。

更令调查者吃惊的是，“服务小姐”们的“卫生标准”则是出于对自己的健康考虑，她们会“仔细挑选客人”，一般会拒绝那些“面带病容或者一看就很肮脏”的客人，而“西装革履”、“白净的、文绉绉的”则被归纳为“比较安全”。这一无知得近乎于荒唐的结论，让调查者们不寒而栗。

性病、艾滋病每天都在扩散， 地下卖淫女中，同时患有两种以上性病的占50% 。

当被问及“是否曾经患有性病”时，“小姐”们均矢口否认。但她们的另一番回答却暴露了实情：她们全都承认自己的同伴中确实有人患有性病。根据对此类人群的其他调查经验，对同行中其他人的负面报告，实际上反映了她们不愿意透露的本人行为。很显然，性病是这一群体的高发病。

调查显示，受访的曾提供过性服务的“小姐”均没有预防艾滋病的意识，她们甚至觉得怀孕比性病、艾滋病更可怕，因为她们大多听说过“谁谁”干这行而不幸怀孕，却不知道有谁因此感染了艾滋病。记者在医院了解到，在性病、艾滋病感染者中，几乎没有谁承认自己患病是因为性滥交。

据某些妇女收容教育中心统计，有10%至60%，平均为30%的卖淫女染有性病。其他报告也指出，地下卖淫女中同时患有两种以上性病的高达50%。研究同时还注意到，患有性病的卖淫女，比其他人有更高的肝炎病毒感染率，且感染率与年龄、卖淫时间之长短、累加的性行为次数成正比。

死亡阴影笼罩这个群体

由于生理原因，女性通过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是男性的两倍，调查中发现，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平均只受过9年的义务教育，大多只是初中毕业，她们自己也对从事的职业十分鄙视。调查显示，她们选择这一职业的原因一共有4种：想快速挣钱，能够“想买什么买什么”；情场失意，以此报复男人；追求虚荣；解决经济来源。

为了保密，她们一般与外界较少来往，自己独居或和同行合住，而且流动性很大，往往每三四个月变换一次活动场所。她们觉得，这样就可以趁年轻挣上一笔钱了。与此相对，这一行为带来的危险基本上被忽略了，尽管问卷中已经反映出，她们几乎都出现过性病症状，而来自医院的报告也证实，因卖淫和嫖娼而感染上艾滋病的病例并不少见。

事实证明，大多数性病首先都会引起皮肤局部破溃，这为艾滋病病毒从破溃处直接进入血液提供了可能，因此，性病人群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而其中女性又是最危险的受害者。中国预防医学会提供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由于生理原因，女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在无保护性交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是男性的两倍。

据有关专家说，虽然经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机会在医学统计上是千分之几，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千次之中才可能有一次”。对于个体来说，不论男女，一次危险的行为就足以构成事实。

“扫黄”遏制采访

计划调查100位，最终只完成了69位。每个“服务小姐”都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光彩的，都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对身份比她们高的女性存在明显的抵触情绪，乃至根本拒绝女性访问者，因此调查者全部是男性。

对于4位调查者来说，这样的经历是他们医生生涯中的第一次。他们首先经过了专门的集中培训，学习了严格的调查纪律，掌握了准确获得信息的问卷方式。调查使用的问卷经过严密的科学设计，需要受访者回答一百多个问题，大约需要40分钟至1小时。调查之前，访问者向每个受访小姐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告知受访者她们拥有的权利，还专门携带了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材料。

调查者告诉记者，原计划希望访问100个受访者，但因为北京对“扫黄”抓得很紧，此类违法行为变得更加隐秘，寻找受访者显得十分困难。即使是找到了“服务小姐”，也往往因为对方将调查者当成“警察”而遭拒绝，所以访问最终只完成了6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