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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万人和平上访。

“4．25” 到底是怎么回事，请看详细报导:
http://package.minghui.org/admin/makearticle.asp?id=1904

“4.25事件”绝非“包围中南海”
──并非突发事件也非政治性示威

最近问世的史实材料揭示出法轮功“4.25事件”并非突发事件，也非当权者渲染的那种有组织地包围政府要地的政治性示威举动。

从1996年6月《光明日报》事件之前就开始的舆论攻击到1999年4月在天津动用警察使用暴力，中共内部少数人迫害法轮功的发展和升级经历了三、四年的过程。

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依法来到北京市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集体上访，请求当局释放被天津市公安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在事件当日，经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出面处理，事件合理地达成了政府和上访群众共同期望的结果。

然而“4.25”即后，江泽民以中共内部传达两封密件的形式，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做出了镇压法轮功的决策。

为使读者对这一影响深远的“4.25事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本文将对此事件按时间顺序作一简述。其中有的是第一次公布于众的对“4.25事件”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包括朱镕基总理同上访群众对话的回忆录)，还有最近据一些中共高级官员透露的江泽民做出镇压法轮功决策的两封密件中的关键言论。

一、法轮功无端遭迫害由来已久；“天津事件”仅为引线

对法轮功的迫害早在“4.25事件”的前几年就已经开始……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法轮功。1996年7月24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全面禁止法轮功出版物的发行。

1997年初，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搜集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

1998年5月底，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中批判法轮功如何有害，之后北京电视台在播放对法轮功一炼功点的采访时点名法轮功是“封建迷信”。节目播出后，很多了解节目中何氏所提及的当事人的学员立即向何氏和北京电视台指出：节目内容违背事实，因为该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以后几日中，一些学员依据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导），写信或直接访问电视台，用亲身经历说明实际情况。事后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并很快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地炼功，还有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作为更正。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认定李洪志先生“传播谣言邪说及一些骨干利用法轮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通知》中紧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利用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这样，《通知》先定罪、后调查。引发了全国许多地区基层公安部门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取缔法轮功炼功点、强行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行动。

98年下半年，以乔石同志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在此之前，国家体育总局也于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10月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期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所得到的结论均为法轮功没问题，是好功法。但对法轮功的迫害却并未停止。相反由舆论攻击升级到了1999年4月在天津动用警察使用暴力的“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何在文章中不顾事实，再次引述了1998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批判法轮功。由于该例子在北京电视台事件中已被澄清，何的这篇文章也已受到北京市宣传系统的严格抵制，此次天津发表该文章，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天津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期望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影响。因此，4月18日至24日，一些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

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45人。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从利用舆论攻击发展到此次在天津动用公安警察使用暴力，迫害的严重升级使“天津事件”的消息在全国法轮功学员中迅速传开。

二、绝非“包围中南海”，万名学员和平上访国务院信访办

随著天津的功友被打被抓以及放人需要北京授权的消息在全国传开，从4月24日晚开始，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自发赶到北京去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法轮功学员们本著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怀著善良的愿望，希望“天津事件”能尽快得到公正解决。

需要说明的是，法轮功的传播基本上是一人学炼受益后，再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他们中很多原本就是亲戚朋友。另外，许多人喜欢早晨到公园参加集体炼功。这样，透过人际网络和现在非常便利的通讯设施，任何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有很多人知道。这次去信访办反映情况也是如此，大多数人是通过电话或者在集体练功和读书时知道的。想去的就去了，到4月25日，上访学员去了上万人。乍一听，上万人，似乎数字很大。实际上，炼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这表面看来很多的上访者其实只占法轮功修炼者的极小一部分。

请听当天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

法轮功学员M先生回忆说：“4月24日下午一位北京的朋友(法轮功学员)打电话告诉了我天津发生的事，并说他第二天想去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我说我也想去。”

C女士家住北京海淀区。“24日晚7点左右我去公园炼功，”C回忆说，“有几个学员跟我讲了天津学员被打被抓的事情经过。他们说有的学员想去国务院反映情况，个人愿意去的可以去。”C和炼功点的四、五个人都想去，于是他们乘车于当晚8点左右一同来到了国务院。

Z女士是北京朝阳区的居民。24日晚她在炼功点读书交流时得知天津学员在向杂志社反映情况时遭警方殴打，并有四十多人被拘捕的情况。炼功点的义务负责人告诉大家第二天有的学员想去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如果有人自愿想去的也可以去。“我和一些学员想去，也有一些不想去的。”Z回忆说。

于是，从24日晚上开始，学员陆续来到了府右街。早到的而且熟悉地理位置的学员直接去了位于中南海西门的国务院信访办。不熟悉信访办的学员和晚来的已经无法接近信访办的学员则到了府右街附近。

25日一早6点半，Z女士和她炼功点上的几个学员一同来到了府右街北口。这时已有数百名来自各地的学员到了。“开始的时候有几个警察在(府右街)北口阻拦学员进入，不久便放行了。他们好象是接到了(放行)命令。”府右街南口的情况也类似。

大约7点左右，Z女士沿府右街来到了距离国务院西北门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我开始时站在(府右街)东边，也就是贴著国务院的墙站著。”Z说，“这时(府右街)南北都在进人，街道的东西也都站著学员。当时在场的学员已经很多了。”

“过了一会儿，警察指示在东边的学员都站到街对面去。”Z说。自始至终，上访学员队伍的排列位置都是由警察控制著的。

大约7点多，家住北京朝阳区的P夫妇随著人流经过西单灵境胡同来到了距国务院正(西)门以南几十米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马路另一侧国务院的(西)门，”P夫妇回忆说，街对面没有人，(府右)街西边人都满了。年轻的学员在最前边站成一排，让出了人行道和盲人道，最前排学员的后边一直到墙角都坐满了学员。大家都非常安静。交通没有受到阻碍。以后来的法轮功学员在府右街站不下，就在警察的指示下沿著府右街北边的(东西向)西安门大街和文津街的路北站开，也有的在与府右街相通的一些胡同里站著。

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学员们要去的是国务院信访办，虽事有凑巧，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正好在中南海附近，但是他们的目的地绝不是政府要地中南海。而最终的围聚中南海的情势实为公安部门诱导调度所至。因为学员队形的形成完全在警察的控制之中。一位目击者事后回忆了如下惊人一幕：法轮功学员在武警的引领下，从中南海外边形成两行队伍，向中南海齐集，在中南海正门汇集成一圈。忠厚单纯的法轮功学员当时并未察觉事有蹊跷，为尽量避免对他人和社会秩序的干扰，他们始终努力配合武警和警察的调度指挥。

“4　5”事件数月之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将这个普通炼功百姓根本就没要去中南海而只是去信访办上访的事件歪曲为“中南海政治示威”，暗示事件是矛头指向中央政府的，混淆视听，欺骗不了解情况的广大民众，为江泽民日后毫无依据的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制造借口，用心极其险恶。

三、“4．25”事件得以开明处理

“大约是8点半左右，我们突然听到掌声。”P夫妇回忆道，“顺眼望去，见有几个人从国务院正门出来走过马路来到学员面前。随即听说是朱镕基总理出来接见学员。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鼓掌，见一群人过马路走入了国务院。听说是朱总理让学员代表进去谈谈。”

家住海淀区的J女士站在国务院正门的正对面，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大概是8点15分，一行五、六人从国务院正门过马路向我们走过来，大家鼓起了掌，我看到朱镕基总理在其中。”

“朱总理站在我们前面的马路沿儿下，问：‘你们干什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有(许多)学员说：‘我们来反映法轮功的问题，没有人组织。’朱总理又问：‘为什么不写信上访？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很多学员都在回答，我听到有学员说：‘信都写的成麻袋了，还没得到回应。’朱总理说，‘我对你们的问题有批复。’学员说：‘我们没有收到。’朱总理让选几个代表进去进一步说明情况。大家纷纷举手，总理在举手的人中随机指了几个人进入国务院。”

据一位随朱总理进入国务院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总理指派国务院信访处的副处长、总理的副秘书长负责接待了学员。10点左右又有第二批学员代表进去会谈。

中午时分左右，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李昌、王治文和其他三位北京学员作为法轮功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

1）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

2）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3）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

政府官员轮流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天津市的负责人。会谈一直进行到当日晚间。

晚间6点左右，有人传天津放人了。“我身边的天津学员用手机打电话回去，说是还有一人没放。”M回忆说，“又过了几十分钟再打电话时，证实已经都放了。”

大约9点，法轮功的五人代表返回。天津已经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学员，关于其他两个要求，说是以后再进一步沟通。

“有人传法轮功代表回来了，大家都回家了。”P夫妇回忆说。陆陆续续法轮功学员安心地离去。

事情在法轮功学员和政府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世人赞誉这一事件为中国百姓对自身宪法权益和义务的觉醒和中国政府对现代民主与法制的尊重。

四、江泽民一意孤行，执意镇压法轮功

令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事并没有结束。出于对个人权力的贪恋和偏执导致对一切民间运动产生恐惧，江泽民竟将自己凌架于宪法之上，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执意镇压法轮功。

4月25日当夜，江泽民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江泽民称“4.25上访事件”有“幕后”高手在“策划指挥”。

6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该文件于6月13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

据一些中共高级官员透露，在上述两份密件中，江已明确提出4.25上访事件“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等流露出一种对个人权力的过度保护心态，并在拿不出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做出了镇压的错误决策。

自1999年5月下旬开始，全国许多地区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炼功活动受到城管、公安部门的驱散。一些地区公安用高压水龙头驱赶炼功人群，并用高音喇叭干扰炼功。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被单位和公安找去谈话、盘查，受到监视、跟踪和电话监听，并被规定不得离开当地。

7月19日，江泽民在高层会议中正式宣布定案，全面取缔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残酷迫害从此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90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500多人被非法判刑；1,000多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20,000多人未经法律程序被送进劳改营；100,000多人被捕和被监禁；无数善良人因不愿放弃修炼法轮功，而受到残酷迫害以至流离失所、下岗、退学，家人、亲友被株连，生活从此失去了安宁。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执意镇压，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人权和道德谴责。

这场世纪冤案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双手沾满无辜百姓鲜血的江泽民及其帮凶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最公正的审判。

摘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