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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今年3月，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罢工、示威、游行是下层劳动人民向政府统治层表达意愿的一种很普遍、很正常的手段。在美国、法国、英国这类国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规模不大不小的集会、游行、运动。在他们的政府和人民的眼中，这是一种很平常的政治生活。允许老百姓通过理性的正常抗议，政府才能直接地了解人民的意愿，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反对什么、盼望什么、反感什么，从而，拉近政府与平民之间的距离、化解社会矛盾。他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动荡、混乱，相反，正是因为如此，反而比中国社会更稳固。 在中国，任何上规模的平民集会与示威游行，都很容易让政府联想到颠覆政权的阴谋。而中国政府在信用上，从来就不曾让人放心。它对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也常常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这就使得中国政府与人民群众相互间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感可言。我必须大胆指出，产生这个现象的责任完全在于政府方。比如，政府执法部门在某些中、高级领导的授意下，可以完全不通过法律程序对公民进行逮捕，进行秘密审判。这不仅仅是一个政府信用、形象好不好的问题。这首先就降低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同时也表现出它对自己非常缺乏信心。因为，他们连自己能不能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都缺乏信心。 事实上，群众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正可以考验一个政府的信用度及其执法效率。因为这时，社会矛盾已经浮出水面。一个政府的水平，也正是通过它在处理这些社会矛盾的手法的是否高明上面体现出来。 根据世界近代史上的经验来看，政府对群众和平集会采取非法手段加以绑架、逮捕，似乎不但不能消除、而且只会加深社会矛盾。这样的非法手段每用一次，也就好比是在黄河边上加高了一层堤坝，最终将使黄河成为一条悬河。我们的祖先大禹以疏导代替围堵来治理黄河的典故，体现了很高的统治艺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则古代封建帝王及臣僚们都懂的道理，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其不凡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下岗工人的运动与当年大学生的运动不同。他们在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经济来源都被剥夺时，就更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坐牢与在外边挨饿对他们来说区别不大。所以，一味抓人，并不见得会产生当年逮捕学生的效果，而镇压的手段则更不可取。下层劳动人民在贫困到无可忍受时，生命对他们来说就已经不再珍贵，有时反而成了可以舍弃的包袱。民不怕死，怎能以死吓他们！到那时，受损的将不仅仅是人民与政府，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尽力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乃是执政党的天职。中国的各级党政机关大楼的办公室里，经常都挂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烫金大字。但是很不幸，老百姓从来就没有对这句空话抱过任何指望。其实，只要政府能够依法治国、依法治官、依法治民，老百姓管你是不是人民公仆、你在为谁服务！不管县太爷、还是卖饮饼的武大郎，大家都是拿工资挣饭吃。当官的对不起那份工资，老百姓当然有权把他撤了。所有现代化文明国家都这样，也不见人家就变了天了。参照西方国家，及时进行体制改革，取缔特权阶层，同时开展全国性的惩治腐败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政府迟早要做的事。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今天不做，明天也要做，而，迟做不如早做，早做不如现在就做，还赶得上青史留名。 因此，中国政府现在绝不能再任意漠视民意了。处理这起风波，政府应该立即把工人们被贪官污吏剥夺去的利益还给他们，释放所有被扣压的工人代表，承认工人运动的合法权利，同时，把大庆石油管理局里涉嫌腐败的官员移交法办，查个水落石出，并将审判结果公诸大众。以后，其它地区有类似的事情都依此处理。如此一来，政府将会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迈出很好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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