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中央来人

国有企业破产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闻，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工人“闹事”，虽然不见于国内报刊，但常见于全国街头，也不新奇。让人感到新奇的是，这次示威中的辽阳工人们先后三次拒绝市政府领导与他们对话的要求，理由是市政府领导“说话不算数”。他们“要求中央和省里派人来解决，直接同工人对话”。

这个案例印证了原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先生的一句名言：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权力集中，麻烦集中，挨骂也集中。中央集权，意味著任何一级地方政府首长的权力不来自选民，而来自上级，公民无权罢免他们。地方出了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公民只能向上呼吁。上一级不解决，向更上一级呼吁，一直呼吁到中央。腐败官员得不到处理，示威者会认为他得益于上级政府的保护。从这个逻辑上说，辽阳市的万名工人不是在向他们的市政府示威，而是在向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示威。这说明，在中央集权国家，公民对任何地方政府的抗议行为，最终都会导向对中央政府的抗议。

社会“沙尘暴”

中央政府比示威者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为了权力结构的稳定与完整，只要有可能，它不会让任何地方发生任何形式的公民示威。中央政府的这种示威活动恐惧症比较而言还算轻微，更严重的是“组织恐惧症”。任何非政府组织在中央政府眼里，都是颠覆中央政府的嫌疑犯，绝不能允许它存在。以至于在中央集权制下，除了国家政权组织、执政党组织和国家财政供养的所谓民主党派（其实是帮衬党派）组织外，没有任何社会中间组织。这样的社会结构，就象被政治权力的水泥浇铸成的混凝土，一旦权力结构解体，社会就会坍塌，还原成砂子状态。狂风一起，就会变成沙场暴。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沙场暴，掩埋了一切文明的绿洲。人们对年年访问北京的自然界的沙尘暴忧心忡忡，更值得忧心，至少同样值得忧心的是这种社会沙尘暴。

对社会中间组织的敌视与清除，使得中央集权制权力结构脆弱而缺乏弹性。如果将批评、抗议、示威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看作是社会肌体有病症候和发烧现象的话，中央集权制社会就是一个失去低烧功能的社会。它要么不发烧，一发烧就烧坏“中枢神经”（中央政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央集权制社会的两种状态：要么天下太平，要么天下大乱。对这种社会机制缺乏经验的美国研究人员，因为完全没有预见到前苏联从亨廷顿的所谓发达稳定状态，一夜之间变成一堆社会废墟而蒙羞。其实，再好的西医，也不可能通过温度计诊断出青蛙是否患有炎症。

政府中间层

在联邦制政治结构中，很难发生这种情况。中央集权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社会中间组织被看成异物，它的出现会破坏这个结构的稳定性，所以遭到禁止。而联邦制结构，象肖滨先生比喻的，是套箱结构，大政府是大箱子，小政府是小箱子，在箱壁之间“垫”上许多非政府组织，反而会防止政府之间磨擦。就象在邮局里寄东西一样，箱子大，邮件小，要在邮件周围塞上纸团、泡沫塑料等等，邮件既被固定，又有弹性，不容易受振动而被损坏。

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在联邦制下，权力在各级政府之间分享，特别是主权在联邦政府和州或省政府之间分割，所有政府的权力都受到制约与限制，政治权力不能覆盖整个社会，留下了大量的非政府非私人的公共区域，需要非政府组织去填补，否则，这些公共事务无人处理，社会就不稳定。举例来说，政府不管私人企业经营，私人企业不关心职工生产过程以外的生活状况，于是有工会组织来代表职工与雇主谈判工资待遇问题，与政府谈判社会福利问题。中国加入WTO，有利于本国资本输出，但不利于本国就业岗位增加，美国工会组织便出面对联邦政府施加压力，试图阻止WTO接纳中国。

自由的花房

在联邦制下，没有任何一级政府视非政府组织为反政府组织，它通常被看成是平衡政府之间权力的一种健康力量。当联邦政府侵蚀地方政府权力时，地方政府会联合社会中间组织共同抵抗这种侵蚀；当地方政府侵害个人自由或威胁社会组织的存在时，联邦政府会帮助社会中间组织停止地方政府的侵权行为。它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缓冲地带，有它存在，社会可以减少权力冲击造成的硬伤。

结论是，就社会稳定而言，联邦制社会可以防止中央集权制社会的“沙尘暴”侵袭而导致社会崩溃；就个人自由而言，在中央集权制下，个人没有社会中间组织的树荫庇护，暴晒在酷夏正午的权力烈日下，不死即枯；而联邦制社会，有社会中间组织的“玻璃”温室和花房，个人象芳草奇葩，既繁且茂。如果是在一个现代联邦制社会，辽阳的工人完全没有必要走上街头示威，没有必要向上一级政府呼吁，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在选区里、议会里，或是在法庭上解决问题。

2002年3月12日
原载《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