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八月八日，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曾志得意满地说：“也许我太过于自信了，一旦我离开历史舞台，下一代领导人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那是他政治生涯的颠峰。告别夏都之后，江泽民在凄凉肃杀的秋风中终于走进了四面楚歌的二零零二年。

　　一、“四处得意”的二零零一年七月

　　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是江泽民的盛大节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发表了长篇演说（全文二万二千余言），阐述他的“三个代表”理论。这篇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和“江泽民完整理论体系”的演说，旨在奠定江泽民在中国历史上的领袖和导师地位，使江泽民的理论、路线、政策在他交出权力后得以继续被奉行不变。那天晚上北京电视台的大型文艺演出中，有一幕题为“三个名字”，台词称：

　　我们不能忘记领导我们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我们不能忘记领导我们改革开放、走向富裕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我们更不能忘记继往开来、领导我们走入新时代的领路人江泽民。

　　这已经不止“三个名字”平起平坐，而是后来者“更”居上了。这是江泽民的第一处“得意”。

　　第二处“得意”是北京“申奥”（申办二零零八年奥运）成功。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三日晚十点，国际奥委会主席萨玛兰奇（Juan Samaranch）在莫斯科刚刚说出北京赢得二零零八年奥运主办权，在北京的席江泽民心血来潮，率领文武百官，从“中华世纪坛”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五彩缤纷的礼花照耀下，向涌进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频频挥手。此情此景在中国已久未出现，人们似乎回到了三十五年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历史时代。

　　第三处“得意”是七月十六日，江泽民在莫斯科与俄国总统普京签署了大肆出卖中华民族的所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中俄两国元首莫斯科联合声明》。把其与前俄国总统叶利钦黑箱作业大面积出卖中国领土的汉奸卖国贼行径进一步条约化了。这次签订中俄新条约，是江泽民于二零零年主动提出的。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恢复中俄关系正常化之后，俄国曾多次提出双方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均被中方拒绝。因邓小平在美苏（俄）冷战时代长期执行毛泽东联美制苏（俄）的全球战略；在苏联瓦解、冷战结束之后，仍不愿将中俄关系提升到中美关系之上，给美国以联俄制美的印象。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不断提升对俄关系，增加进口俄国军事装备和军事科技，并利用俄罗斯经济上有求于中国，在外交上从邓小平的美国优先转向联俄制美。

　　第四处“得意”是七月二十八日，江泽民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鲍威尔表示美国总统布什和他本人都相信美中双方应“加强合作”，发展两国间“建设性关系”。江泽民判断中美关系已走出军机擦撞事件以来的“低谷”，获得“明显改善”，并期待秋天布什访问中国后将重返克林顿时期的“伙伴关系”。

　　“联美制台”、“联俄制美”，是江泽民在台、美、中和中、美、俄大小三角游戏中玩弄的两手策略，克林顿和叶利钦时期让江泽民玩得左右逢源，把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提升至美日关系、美俄关系之上，还创造出自由民主国家元首附和共产专制国家元首批评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元首的历史记录（克林顿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美中两国元首高峰会记者会上附和江泽民，称“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给美中两国带来麻烦”）。江泽民又打算像玩克林顿、叶利钦那样玩布什、普京了。

　　江泽民送走鲍威尔，八月初到北戴河游泳避暑，正是他“四处得意”之时。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中国的国际处境，江理论之确立与江路线之延续，几已自信到狂妄的地步，所以才会对美国媒体说出“也许我太过于自信了”这样的大话。

　　二、从兴奋到失落的九一一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本拉登恐怖组织袭击美国纽约世贸大厦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举世震惊。据说江泽民的反应颇为特别。江主席一面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表达关切，一面算计着如何从美国的灾难里捞一把。

　　第一，趁美国反恐无暇他顾之机，无所顾忌地强化对国内反对力量的镇压。

　　共产中国是苏联东欧共产帝国瓦解后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纽约《自由之家》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布的2001-2002世界自由报告，中国与阿富汗、缅甸、北韩、伊拉克等同属“完全不自由国家”。中国不但对本国人民实行暴力恐怖统治，而且是恐怖主义国家的幕后支持者。本拉登恐怖组织袭击美国的同一天，中国还在同窝藏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江泽民急于在第一时间同布什通话，同他作贼心虚不无关系。而他做的梦是以支持美国反恐做一笔交易，换取美国支持他镇压本国的少数民族（所谓“分离主义”）、非官方宗教（所谓“极端主义”）、异议分子等等。江泽民以“疆独”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有关系，有人接受过本拉登凯达组织训练为由镇压新疆人。其实真正勾结阿富汗塔利班恐怖政权的是中共自己。

　　第二，江泽民自以为据有地缘优势，足以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向美国勒索。

　　中国不但与阿富汗有共同边界，而且同阿富汗周边及邻近国家都有密切合作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及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等中亚国家有所谓“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一向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巴基斯坦则是准军事盟国，巴基斯坦的军备和军事技术仰赖中国供给。江泽民给布什打电话支持反恐，不无显示自己在反恐联盟中资本雄厚之意。

　　第三，江泽民还梦想借反恐之机，逼美国在台、美、中三角关系中退让，回到美国同共产中国联手压制民主台湾的“克林顿+江泽民VS.李登辉”时代。

　　最后，江主席梦到“美国的没落”、“中国的崛起”，美国同历史上的英国、苏联一样，陷入阿富汗泥潭不能自拔，国力日衰。二十一世纪果然成了“中国人的世纪”，台湾也自然从“取代美国成为新世纪稳定力量的大中国重获生机”。

　　然而江主席的梦中兴奋没有保持多久，到他所期待的APEC上海会议之际开始惊醒，终于发觉他的“四处得意”，在九一一后几个月间已失落为“四面楚歌”。

　　第一，二○○一年十月七日反恐战争开打，形势急转直下，完全出乎江主席预料。美国在反恐战中没有“孤立”、“没落”，不但与英、日等东、西方盟国联合反恐，而且同俄罗斯、巴基斯坦、乌兹别克等中亚各国密切合作，并取得多数伊斯兰、阿拉伯国家支持。尤其让江泽民震惊的，是俄罗斯和乌兹别克等中亚诸国，不经同他谘商就直接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反恐战，提供基地和领空给美军使用。中国在“上海六国合作组织”的领导地位似乎已在梦中消失。APEC上海会议标志美、俄、中大三角关系发生质变，美俄关系急遽上升而美中关系急遽下降。布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海发表的两国领袖联合公报同布什、江泽民联合记者会稍作对比，即表明美俄关系已超越美中关系和俄中关系。布什并邀请普京在上海APEC会议后正式访问美国，而对APEC会议东道主江泽民却连一点表示邀访的客套都不给，而且布什与普京会谈后当晚提前返美，不出席江泽民宴请各国元首的晚宴。这是克林顿、叶利钦时代无法想象的，对江泽民打击甚大。

　　第二，江泽民利用反恐战趁火打劫，在国内调动军队、武警强化镇压“疆独”、“藏独”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亦遭挫败。在十月二十一日布、江会见后短短二十六分钟的联合记者会上，布什针对性地向江泽民指出“反恐战争不得作为整肃少数民族的借口。”

　　第三，江泽民借反恐之机逼美国在对台政策上退让同样碰壁。连美国亲中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g）都表示：美国的确曾经为了外交事务在台湾政策上讨好中国，例如里根时代的八一七公报，克林顿的“三不支持”；但以现在的情势而言，布什总统没有理由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让步。美国政府官员告诉台湾外交官员说：“no more three nos !”（不会再有“三不”了！）

　　第四，最击中江泽民要害的，是他的“三个代表”理论遭到出乎意料的强烈质疑。

　　反对“三个代表”理论的声音，最早来自新、老左派，江泽民尚不以为意。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左派批江，反能衬托江泽民的“改革开放”形象。如二○○一年七月左派邓力群等的批江“万言书”，同邓力群以前多次“万言书”一样，起了给江泽民加分的作用。不明真相的国际媒体，以为江泽民真要放弃共产党极权制度了。后来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中流》批江文章过多，江泽民才下令整顿。但江封杀左派刊物的做法激起更强烈的反江之声，范围扩大至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知识界知名人士、青年学者专家、退休老干部、老工人等，形成对江泽民左右夹攻之势。对江泽民“七'一”讲话的质疑涉及“制造个人崇拜”、“大树个人绝对权威”，“吸收资本家入党是使金权勾结合法化，利用资本特权势力抵制政治改革、巩固江泽民个人独裁”，“把中国共产党异化为官僚特权腐化分子的黑手党”等等。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说：“我不赞成左派观点，但反对查禁左派刊物，左派也有言论自由。江泽民搞独裁，我们反对，现在左派也反对，证明江泽民‘三个代表’谁也代表不了。”

　　从“四处得意”到“四面楚歌”，从兴奋到失落的江泽民面对国内外新的困境，刺激他重新安排中共十六大的“接班”问题。

　　三、人事之争掩盖下的政治分歧

　　二○○一年八月中共领导人在北戴河，虽未就中共十六大“接班”问题作出决定，但传出的讯息均倾向维持中共十五大共识，七十岁以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