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之所以關心十六大，是希望得到一個可以預測、可以打交道的成員，希望十六大後的中國不再是變幻莫測的未知數。 　　

十六大不是替十三億中國老百姓開的，它甚至不是替六千萬共產黨員開的，它是替中共領導人開的。中共領導人需要通過十六大，拿中國的最高權力進行再分配，再確認，重新排定梁山泊好漢們的座次。

黨國最高領導的名單包括：黨的軍委主席一名，黨的總書記一名，政治局常委若干名。以上職位，按照中共黨章，除軍委主席由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決定」外，其它都由十六屆中央委員會「選舉」｜｜十六屆中央由十六大選舉，十六大代表則由省市黨代會選爲十舉。這一系列選舉，分別發生在十六大的前、中、後，可以統稱六大選舉。

中國選舉有名目道具而無實質

本來，選舉是文明的產物，比私相授受好，比父子世襲好，比買官賣官好，比宮廷政變好。好在甚麼地方？好在有民主。但中國的選舉和全世界的選舉不同。它有選舉的各種名目和道具，唯獨沒有選擇，不受民意影響，沒有民主本質。 　　

中國允許由選民決定候選人的選舉，嚴格限制在非政權性質的「村民委員會」一級。這是樣品，專供國際友人觀賞，目的是在一黨專制的國家機器上塗抹一層「民主」的油彩。可是這層油彩跟黨和國家的選舉毫不相干。因爲按照中國憲法，基層政權是鄉和鎮。村，只是鄉鎮政府管轄下的居民點，「村民委員會」不具有政權性質。所以這些油彩或者藥膏，不論真假好壞，其實沒有抹在國家機器的腳上，至多隻塗在它的靴子外面。 　　

黨和政府的各級選舉，從鄉黨政到中央黨政，具有兩個特點。第一，候選人名單必須經上級領導或最高領導審查批准。甚麼地方出現了未經領導批准的候選人，甚麼地方的黨委和政府就有權宣佈他們爲「野心家」、「破壞選舉」、「危害國家、顛覆政府」，從而命令公安機關「依法治國」，把他們抓起來，拘留，勞改，或者判刑。這種出在候選人和當選人身上的悲劇，從農村到城市，從邊鎮到首都，所在皆有，屢見不鮮。 　　

第二，候選人的數量也必須由領導決定。中國沒有競選，只有「等額選舉」和「差額選舉」兩種。從七個常委候選人中「選舉」七個常委，叫「等額選舉」；從一百零十名中央委員候選人中選一百名中央委員，落選和當選的比例爲十比一百，叫「差額爲百分之十的差額選舉」。這不是做戲，是中國最莊嚴最神聖的政治。五十年來，凡是「民選」的大官，包括毛澤東，鄧小平，個個都是這樣「選舉」出來的。等額選舉有極其明顯的優越性：保險。唯一的缺點是面目可憎，賣相不好。倘若這也可以稱爲「選舉」，拜占庭帝國的全體君臣還有哪一位不能通過「民選」產生？ 　　文化大革命破產後，在內外上下同聲譴責下，在「主要」陣地繼續堅持等額選舉的同時，一度開放了「次要」陣地，實行差額選舉。十三大代表和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就是經由差額選舉產生的，這是中共奪取政權以來破天荒的創舉。小試鋒芒，把鄧力羣「差」了下去，使鄧小平爲之吃驚，陳雲爲之惱怒。 　　

差額選舉畢竟不是民主競選，候選人個個都是領導鐘意的人，你只能在領導業已審定的籠子裏得到一點小小的選擇餘地。不過，有選擇總比沒有選擇好，至少可以教訓教訓最不得人心的候選人。十三大是一九八七年的事，當時已把差額選舉引入中央委員會，如果此後十五年能夠在這個基礎上再接再厲，那麼，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把差額選舉逐步引入政治局和常委會不是不可能的，總書記實行競選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惜，一九八九年以後，民主被鎮壓，選舉全面倒退。 　　

真選舉取決於民意，因此，選舉必須大張旗鼓，候選人必須家喻戶曉，選舉結果必須在民心向背的風浪中見分曉。這是全世界選舉的共性。中國的選舉具有假選舉的鮮明特色，它是虛應故事，因此事事內定於黑箱，不得泄露天機。這次十六大選舉將如何進行，當然也是黨國絕密，老百姓不得而知。好在基本事實是無法隱瞞的：十六大選舉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中共全黨必將全力以赴加強領導。好在基本規律也是無法隱瞞的：領導和民主是蹺蹺板，領導抓得越多，留給老百姓的民主越少。因此足以斷言：十六大選舉中的民主含量，肯定不會高於中國目前一般的鄉人大和縣人大。 　　

從這種非民意導向的「種子」中，能得到民意導向的果實嗎？ 　　

以上講的是選舉的程序。這和當選者的品質是兩碼事。我並不懷疑，在當選的十六大代表和十六屆中委中間，一定不乏憂國憂民、有膽有識的才俊和棟樑。這也是可知的。

大會小開變成數十個茶話會 　　

中國一切名爲「權力機關」的大會，從黨代表大會到人民代表大會，都從一呼百應的羣衆大會和軍令如山的幹部大會脫胎演變而來，具有「一切服從黨領導」和「一切行動聽指揮」的基因。　　這種「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爲了象徵代表的廣泛性，規模動不動一千人、兩千人，非常適合充當沉默的多數，更加適合齊聲共呼萬歲萬萬歲，反正誰也說不清楚民主的程序怎樣才能在這密密麻麻的人羣中運作。積半個多世紀之實踐，中共的開會專家找到了一種化整爲零、「大會小開」的方法：把一個人山人海的「最高權力機關」，分割和改造成爲權力不清不楚的幾十個茶話會。 　　

小會不同於大會。它們的區別，不在規模，而在性質。一大到六大隻有十幾個或幾十個代表，但它們是大會，它們是鐵打的，按照黨章，它們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最高」，當然比總書記高，比常委高，比政治局高，比中央委員會高，誰見了它，都必須低下頭來，接受它的質詢和審判。至於小會（全稱應爲「中共第ｘ次代表大會ｘｘ省代表團」），全黨上下沒有一個人知道這種小會的性質和職權，小會的規模即使大到幾百人，也是豆腐做的，只能代表一省一市，而任何省市，都是局部，都必須以服從爲天職，服從抽象的整體，服從本來已經卸任的「上屆中央」。 　　

「大會小開」有一種特殊的保險作用：一旦發現麻煩，立即把風波分散到一個一個茶杯裏去化解，「各個擊破」，從而確保一頭一尾兩次大會在一潭死水中勝利運作。大會可能有變幻不測的政海風雲，小會無疑是得心應手的沙盤作業。在這種大會和小會里，領導好當，背熟臺詞就行。代表也好當，洗耳恭聽就行。 　　

權力機關應該有活的內容，有提案，有辯論，通過表決，形成決議。中國的權力機關擁有一切死的東西，唯獨缺少活的內容。代表們在「茶話會」上的發言，大會不知道，不辯論，無法形成提案，最後由大會祕書處的工作人員「酌情處理」了事。明明是百依百順的誓師會，偏偏叫它「最高權力機關」，是中國的一大發明。這些都是中國各種大會的老一套。大會的運作取決於這些老一套的細節，這些細節和這種運作是重複了千萬次的經典，都是可操作的，可控制的。十六大能跳出這種專門爲專制主義服務的會議八股嗎？民主能夠救中國，也能夠救共產黨。在十六大準備階段，如果有溫馨的和風吹拂，也許預示大會真的將煥然一新，成爲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起點。可惜，直到現在，一切宣傳機器日日夜夜告誡全黨全民的，是確保十六大「萬無一失」。「萬無一失」是絕對權力的語言，意味着「最高權力機關」必須百依百順地服從領導的指揮棒，不可使領導擔驚受怕。 　　

因此現在就可以斷言：同中國一切「代表大會」都被開成「代表小會」一樣，「十六大」也必將開成「十六小」。十六大的「大會」，只存在於開幕式和閉幕式之中，除此之外，「十六大」無影無蹤，代表們能參加的都是「十六小」，各進各的小廳，各談各的隨感，衆口一詞驚歎成績如何輝煌形勢如何大好，同聲讚美領導的指示如何正確如何精闢，謙虛地交流在虔誠的學習中各自的領會如何深刻，慷慨地彙報散會後將如何貫徹落實。至於中共和中國面臨的嚴酷現實，令人髮指的社會不公，觸目驚心的腐敗黑暗，層出不窮的官場醜聞，在如此運作的「十六大」或者「十六小」的會議上提得出來嗎？能追究責任嗎？會形成任何有價值的決議案嗎？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假如有人告訴你，如此這般運作的十六大能夠給此黨此國開闢民主的道路——你相信不相信？

十六大不會使中國成爲真正共和國 　　

現在讓我們回到最要緊的問題上來：十六大能讓老百姓掌握自己的命運嗎？十六大後的中國會成爲可以預測的共和國嗎？ 　　

中國身患民主缺乏症，最需要民主。「共產黨領導一切」是十三億老百姓普遍痛苦的制度性根源，也是黨內腐敗和黑暗的制度性根源。這個一黨專制的惡制度不革掉，中國好不了，共產黨也好不了。一黨專制原本是國民黨特色，共產黨當年不但用口用筆，而且用刀用槍，聲討國民黨一黨專制。但共產黨的領袖在奪到政權之後，以暴易暴，變本加厲。前有毛澤東，後有鄧小平，不以專制爲恥，害得共和國沒有共和制度，公民沒有公民權利。倒是蔣經國暮年，從善如流，在臺灣毅然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我多麼希望十六大也能爭口氣！不過中共領導的所作所爲早已自行宣佈：時至二十一世紀，它對專制仍無痛改前非之意，卻有愛不忍釋之心。 　　

立地成佛是做得到的，中共領導不需要做甚麼，只需要不做甚麼——放下一黨專制的屠刀就可以了。蔣經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做到了，「與時俱進」的三個代表至今做不到。 　　

十六大不會放棄一黨專制，這是肯定的，可知的。既然如此，十六大還能解決甚麼大問題！在堅持一黨專制的總前提下，能讓國家得到民主，公民得到人權嗎？能解除對輿論的管制嗎？能建立權力的制衡嗎？在「與時俱進」的各種東西之中，中國的貧富懸殊進得最猛，進得最快，一眨眼就已雄踞世界之最。這種貧富懸殊，和勞動、知識、信譽的競爭無關，它是獨佔資源和機會的結果，是特權造的孽，是腐敗的產物。十六大不可能開放黨禁、報禁、言禁，不可能激活政治改革，不可能放棄絕對權力，不可能使中國成爲名副其實的共和國。這都是可知的。我們不知道這個絕對權力甚麼時候喜，甚麼時候怒，甚麼時候又會弄出甚麼事情來使世界目瞪口呆，但是，它確確實實具有喜怒無常的本性，這仍然是可知的。 　　

因此我的結論是：老百姓關心的大問題，十六大統統解決不了。中國的民主和中國人的自由，不應該寄希望於中共十六大。我和中共有很深的淵源。中共好，爭氣，我高興。中共病了，我願意替它開方子，希望它不諱疾忌醫，希望它好起來。中共不自愛，我替它痛心。中共專制腐敗，我憤怒。我很不願意出現這種局面，但我不敢自欺，不敢用「十六大將開創新時代」之類的假話來騙人。我看到，舊時代已經窒息，正在嚥氣。我知道中國人會有新時代，但中國人的新時代只能來自十六大以後中國人民擺脫一黨專制的努力，絕不可能來自這個堅持一黨專制的十六大。 　　

十六大將如何加載史冊？可知嗎？事物的歷史意義本來應該交付後人去說。但十六大的份量，現在就掂量得出來。有消息說，十六大會期之所以被推遲，並不是準備工作不得力，而是因爲領導人要出國，十六大必須給他「讓路」。原來如此。如果「讓路」屬實，那麼，十六大的份量也就可想而知：在領導心目中，十六大早已不是最重要，而是次要，至少比出國低了一等。

十六大之後的某些可知和不可知 　　

對待專制和民主，十六大和老百姓各有各的態度。十六大以後中國的發展，避不開「專制還是民主」這個最尖銳的主題。 　　

民主在中國，曾經只是先知先覺者的憧憬和良心。現在不同了。專制主義是民主制度最殷勤的播種機。當一黨專制以史無前例的規模，用無微不至的觸角，侵入社會生活一切領域的時候，民主就在普通老百姓面前具備了看得見、摸得着的形態。甚麼是民主？對於在專制欺壓下失去飯碗、失去機會、失去信息、失去聲音、失去公正、失去安全的人，民主就是這些已經失去和正在失去的一切，就是生命和生活。民主同每天吃的飯、穿的衣、呼吸的空氣一樣，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必需品，有了民主才能做人，沒有民主只能聽候宰割，做牛做馬做奴隸。在一黨專制下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是辛辣的，痛苦的。除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可以被改掉，除非十三億人一起歡唱「跪下！甘願做奴隸的人們」，否則，民主的火種就不可能在中國被撲滅。這是可知的。 　　

當強者拿出專制的刀宰割弱者的時候，民主就是弱者自衛的盾。民主是弱者和強者抗爭的結果，是弱勢羣體維護自己切身利益的保證；同時，也是強者之間的正常秩序，是強者內部各種力量制衡的結果。離了專制就活不下去的強者，只是強者中最腐敗、最虛弱、最無能的那部分，因爲他們沒有別的指望。有生命力的強者，有自信心的強者，正直而理智的強者，是民主制度天然同情者、同盟者和擁護者。 　　

在十六大以後的日子裏，明年，後年，十六大新班子內部會發生甚麼變化？在中國社會各種能量和變量的相互作用面前他們會採取甚麼態度？作出甚麼反應？這是許多人關注的焦點之一。在各種能量之中，領導班子並不是最堅韌最耐久的能量；但是在各種變量之中，它常常是帶關鍵性的變量。我不會算命，我只知道人是會變的，特別在深刻的危機和重大的震盪之中，大多數人會變，永遠不變的人很少。新班子也是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的，大概不會例外，總會有這樣那樣的變化。 　　

新班子的政績和作爲，那是十六大結束以後的事情，需拭目以待，不必言之過早。我認爲，不管誰留誰下誰上，都用不着歡呼，也用不着嘆氣。人事變遷，早已被領導安排定當。老百姓現在能夠做、應該做的事情是：睜大眼睛看。孔夫子的學生曾參說過，「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翻譯成白話，就是「大家看着他，大家指着他，嚴格監督他」的意思。面對各種重大問題，我們老百姓必須明確表達我們自己的意志。強勁持久的民意壓力是推動政治家進步的力量。有出息的政治家不應害怕民意。民意是他們必須認真體察、認真學習的主旋律。政治家的不朽，只存在於人心之中。這些，我想，也是可知的。 (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