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中文教师、美国永久居民、五十六岁的康正果说，去年他回西安探望母亲的时候，曾经被拘留审讯三天。那次经历令他发抖，也疏远了他同中国亲友的关系。

他估计有数千人受到国安部的类似骚扰。通常那些面谈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约谈从东欧、苏联或者中国归来的人情况类似。但有时，国安部那种面谈带有更邪的阴影。他们最后都要警告如果讲出去，可能对他们下次回国带来麻烦，甚至永远不能回国。

康说，出来之后，没有几个人愿意，或者敢于讲出他们在中国的遭遇。康正果将把他的遭遇发表在纽约书评上。

康还说，他发现他寄给中国友人的信件都被拆开、登记、然后封好，再邮寄出去。那些信件中不过是一些批评中国的报刊文章和作品。

那些特工自1989年就在跟踪康正果，他当时参加了西安的民主抗议活动，贴出大字报批评天安门广场的军事镇压。

为了获得释放，他被迫签字声明，承认他违反了中国安全法关于禁止“制造、传播或者阅读危害国家安全的材料”的规定，实际上，他那些邮件都是给一名对国际问题有兴趣的退休教授，很难想象它会威胁中国安全。

其结果，他同家乡的关系基本切断。康正果后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一名在美国居住的中国历史学家说，她取消了今年夏天到中国的旅行，因为她担心自己会被逮捕。

这股寒流范围已经超出海外华人。甚至某些美国学者也不愿意对记者谈论可能引起北京不安的话题。

一名学者最近拒绝电视新闻节目的邀请，担心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她甚至要求纽约时报不要对她的事件作出很笼统的描述，担心由于她的研究领域而被辨别出来。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说，逮捕学者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在于中国学者和海外华人产生自我抑制效果。

他说，这些事件封住了许多海外华人的嘴巴，也扭曲了中国学者给予西方公众的信息。

最近的逮捕事件发出的信息就是，中国对于国家安全的意识似乎非常脆弱，中国国安部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跟踪海外无辜华人的活动。

纽约时报说，某些侦察活动是由来自中国的学生或者教师在美国进行，他们为国家安全部收集同事的学术文章并在中国领事馆或者大使馆写报告。

例如，《中国之春》总编辑胡平说，今年6月芝加哥大学的一个集会纪念天安门屠杀事件，组织者就受到一名华裔教授的电话警告，要求他们不要举行集会。

在会上发言的胡平说，那名教授说他是代表当地中国领事馆传递的信息。组织者继续安排集会，但那一警告成为他们谈话的主题。

同时，在美国高级官员来访期间，中国继续长期监视潜在的批评者。例如，上个星期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的时候，警察就包围了江棋生之妻章虹的家。江棋生由于试图组织1989年民主运动中的死难者而被判刑四年。

中国关于国家安全的模糊规定给予国安部极大自由，跟踪任何他们认为潜在反对北京的人。

中国对于什么构成国家机密并没有明确规定，一旦国安部的特工提出国家安全，被拘留的中国公民就失去咨询律师的权利，实际上同任何人都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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