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看到问题严重就动辄用"最大"来痛陈其事，未必合乎认识规律，正如一句广告词说的那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腐败也"没有最大"，但"有可能更大"（这当然一方面指贪污受贿的金额，现在上千万的个案已屡有破获；另一方面也指腐败的性质，如在山西某地腐败分子竞然当上了"反贪局长"），现今的一些小案件，搁在几年前，简直让人拍案惊奇了，而早几年的"最大"案于今则不足为奇。

　　同时，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论何者最大，只看到其最大，而若无良法对付，则只能坐视其大。从战略上讲，无论腐败现象有多大，只要在我们的制度内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克服它，它就不算是最大的。无论捕蝉的螳螂有多厉害，胜利最终属于紧随其后的黄雀。

　　因此，从程度上，我们无法预测今后将有多大的个案出现，也没有必要去预测；而从顺序上，我们必须弄清楚遏制腐败现象的"最后屏障"是什么，同时也必须明白一旦这最后屏障也出了问题时应当怎么办。

　　"最后的腐败"才是真正让人放心不下、因而才有必要加以时时提防的腐败。防止腐败的"最后屏障"来自制度层面即民主与法治，如果没有成熟的民主政治，或者离开正常的法治方略，腐败之类的社会现象将防不胜防、打不胜打。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立法民主（才能制定良法）、司法公正（才能普遍守法），是法治的至为关键的两个环节。而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法律体系已日益健全（当然，正如中共十五大报告所言"立法质量应予确保"）；但是，司法公正却让人放心不下，有人将司法腐败与吏治腐败并列为当今最大的腐败，十五大报告也提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近日，举国上下正在进行司法系统的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据称此种规模的活动为司法重建以来的首次）。为什么既要进行"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又要强调"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公正？问题恰在于公正的司法是惩治腐败的最后屏障，司法的任务是对被损害的权利进行救济、对被践踏的正义予以恢复，一旦连司法也不公正了、也腐败了，那么，人间的公平正义将不复存在！

　　对于司法而言，事先的教育固不可少（以从思想上预防司法腐败），事后的惩治也很必要（通过惩罚司法犯法者以儆效尤），但由于司法是救济权利、保障正义的最后环节且由于道德教化缺少刚性，故，事后的惩罚和事先的教育并不足以保证司法公正，从而也不能足以预防司法腐败这一"最后的腐败"，看来重中之重应着眼于司法制度的改革，从制度上下功夫，彻底铲除产生司法腐败的体制上的因素，使司法人员不能、不想、不敢腐败。从当今揭露出来的司法腐败案看，其成因不外两个方面：一为司法机关不独立；二为司法官员不尊荣。《法制日报》1998年4月3日载，东北某地法院在经济审判中如涉及本地国有企业时，立案和判决执行都得经政府审批，公然违反宪法明文写着的"司法独立"原则；而现实生活中，一些司法人员之所以热衷于乱罚滥扣、甚至吃拿卡要，这与一些司法官员彻底泯灭了良知、完全没有民主观念不无关系；但是就事论事不符合辩证法、仅从主观领域找原因则不是唯物主义的立场，也有欠公允，因为某些违纪现象的背景往往是司法机关的经费拮据、入不敷出，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甚至连司法人员的工资也经常不能到位，于是政府迫于无奈往往把应当拔而无力拔的那部分缺口以下发"罚没指标"的形式进行弥补。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生活着的司法人员，极易受利益驱动而违法乱纪，因而，"能""想""敢""要"腐败的现象总是难以禁绝。

　　总之，为了预防司法腐败这最后的腐败，以便使那些大大小小的其他腐败能有一个最后的制裁，在对司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清除了那些不适合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后，应从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实现司法官员尊荣入手，立即加强制度建设，改革司法体制，保障司法官尊严，净化司法环境，使良法能得以普遍地遵守。对于法治而言，制度的保障才是"最大"也是"最后"的选择。世纪伟人邓小平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至理名言："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33）

　　正因如此，无论惩治最大的腐败，还是预防最后的腐败，最终的解决办法在于制度建设，１９９８年的下半年，中央作出了两个制度性的安排：一为政法机关一律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一为军警司法机关一律不再经商。这对于顽固的滥罚乱支、官商不分现象当属治本之策。然而，要从根本上全面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除了上述两条以经济为内容的制度之外，司法行为的民主化和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则是必由之路。

　在强权面前，嘴保持沉默是懦夫；心保持沉默是帮凶。在这样的社会，你选择什么？

摘自(中国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