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先生在《访美五题》中讲到，他在波士顿时，房东是中国移民，有一次他问房东：美国到底是甚么？只许说一句话。房东出语不凡：“美国啊……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政府是社会主义的。”朱先生拿这话问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杨先生居然也说“他是说美国的福利政策超过国内，此言不虚。”这就是说，就社会福利而言，资本主义的美国巳经比社会主义的中国更社会主义了。

共产主义经济理想早已不存在

事实上，美国还不是最社会主义的，从英伦到北欧，其福利政策更甚于美国：相反，中国的福利政策不仅是比不上美国，而是根本所剩无几！公费医疗改革了，福利分房一九九九年截止了，铁饭碗成了泥饭碗，连“下岗”制度前些时候也巳悄悄取消，国有企业祗保留五百家……所有过去声称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种种制度，如今已荡然无存，那么，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在大陆几乎是等同的）还剩下甚么呢？

显而易见，作为经济理想的共产主义早已不存在，剩下的仅仅是作为政治手段的共产主义--即共产党。

回溯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早期历史，可以作一个简单概括：马克思提出一个目的，设计了一个指向暴力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而列宁则发明一种手段，缔造了一种强制实现理想的制度性暴力。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共产党组织。几乎从一开始，暴力就已强暴了理想，手段就已经挟持了目的。

英藉匈牙利作家凯斯特勒的着名小说《中午的黑暗》（一九四一年）就是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目的与手段为主题的，作者借小说中人物之囗，一再指出共产主义实践的根本原则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九五六年）则对此问题也有清晰的分析：

“当代共产主义有一项主要特征，它使共产主义所用的方法和别的政治运动所用方法迥然不同；…它溯源于共产主义者要用一切手段以求促进其理想主义的目。等到目的变为无法实现时，手段也就越来越粗暴…这个新的剥削阶级爬上政权的宝座后，打算抬出它的理想主义目的来替非理想主义的手段辩护…党的代言人喊叫道∶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算不得甚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了社会主义。”对此现实，吉拉斯更作出了也许是至今为止最深刻的批判∶

“有史以来，还没有过一个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性的，不人道的手段达成的，正如历史上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是由奴隶造成的一样。最能表现目的的实质及其伟大者莫过于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假如必须要用目的来替手段开脱罪恶，那么一定是这目的在实质上有卑鄙的地方。真正抬高目的，并使一切为目的而作的努力与牺牲有道理的，是手段，是手段的不断改进以臻完美，合乎人道，与增进自由。”

根据凯斯特勒和吉拉斯的论述，可以作出一这样的引伸：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共产主义是目的，共产党是手段：到了凯斯特勒和吉拉斯的时代，目的和手段却颠倒过来；共产主义成了手段（通过公有化掠夺财产，然后再私有化中饱私囊），共产党倒成了目的。不是共产党为了共产主义而存在，而是共产主义为了共产党而存在！

红旗还能打多久？

最后，到了我们的后邓小平时代，连共产主义这个名义也束之高阁。在经济上，当今中国与毛泽东时代根本是南辕北辙：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连续性纯粹是政治上的。中共仍本能地、机械地勉强维系着一党独大的垅断机制，但实质上仅剩一具极权政治的僵尸，也即哈维尔所称的“后极权主义”。目的没有了，祗剩下手段：动力没有了，祗剩下惯性：经济没有了，祗剩下政治：共产主义没有了，祗剩下共产党！

当年胡适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读些主义》（一九一九年）就结下了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仇怨，在五十年代中共座庄后更受持续的意识形态批判。不料到如今，世事翻覆，共产党自己反倒是不谈“主义”、祗研究“问题”了：邓小平早已搁置“姓社”、“姓资”争论，而现在甚至连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也巳撇在一旁，中共全力对付的是入世谈判、高层腐败、走私、爆炸案、下岗工人乃至地下教会种种“问题”……“问题”巳穷于应付，又遑论“主义”？

中国共产主义既已有名无实，空有躯壳而丧失灵魂，经济公有制一去不复返，祗剩下权力私有制，则红旗又能还打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