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17日京夫撰文认为，当下中共与法轮功相峙，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走向，有相当关键的影响。中共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法轮功以及各种或明或暗势力。更让中共焦虑的是，历时两年，除军事之外，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竟未能根本摧毁这个其实无甚明确政治目的、且大都由非主流社会个体组成的气功组织。更有甚者，这个组织对中共的伤害，几乎都是在打压之后才发生。法轮功学员百折不挠的信仰力，令中共、特别是实施打压行动的人，为自己的未来忧虑不已，唯恐法轮功日后可能与其他组织合流。

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共打压法轮功的所有行动，都证明失效。铺天盖地般宣传攻势，单位、街道、学校、家庭等多管齐下，公安、国安、武警、民兵的围追堵截，“顽固分子”悲惨下场的恐吓、“转化”后被“关照”的利诱，都没能使法轮功信徒停歇抗争。中共建政五十一周年当天，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可疑者，被捕三数千人；蛇年元旦，酷寒难当，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被抓进看守所后，“不约而同”地竟无一人携带身分证，且默不回答“从哪里来”的问题，以至不能及时把他们“疏散”至各地，看守所人满为患，北京公安竟破天荒地释放大部分法轮功学员。

文章说，不能说因为中共轻视了法轮功，才导致这种局面。中共为置法轮功于死地，是用了“牛刀”的。为彻底摧毁法轮功，中共在精简机构政策下，仍为公安、国安、中宣等近十个部委，各增加一个专责处理法轮功的副部长编制，配备人员。北京市当局把原天安门公安派出所的编制，扩编成分局，其人数与其他人口几百万的行政区公安分局相同。然而，“牛刀”用过，“鸡”却不死，还引颈长鸣，奋争不已。这一回合下来，恐惧的不再是法轮功了。

不是中共没有深谋远虑或重拳出击，中共的“武库”中，根本没有可堪应付法轮功这类问题的适当武器。当整个大陆社会朝非意识形态发展，中共却先把法轮功意识形态化，继之以传统处理敌对意识形态的手段镇压，力图迅速瓦解，连根拔除。只是这种老手段，和颇夸张的社会动员方式，一般民众也会反感。这是中共政治资源缺失、治理社会手段贫乏、处理社会冲突方法老旧的实例。

文章指出，中共担心的还不只是此役的胜负。问题还在于，以这种僵化、连中共自己都不再相信的意识形态手段，处理社会冲突，可能会把局部冲突危机扩大。处理社会危机与冲突的新方法，只能在政治改革中逐步形成，或以体制创新的成果出现。这两点，中共目前都不具备，打压行动也迟迟收不了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能否就此检讨，采用更开放、更符合世界潮流的方法，处理类似法轮功这类冲突？至少现在还看不到。以中共习惯的逻辑，一定认为没压住法轮功，正是因为镇压力量不够大，中央工作会议对法轮功所定的调子才更高，打压更强。实际上，由于两年来宣传攻势过猛，镇压行动已是欲罢不能，突然停罢，也会伤及中共自身。

但是，继续强化镇压，也会出现中共不欲见的效应。中共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所有法轮功学员，没有谁出现行为上的污点。法轮功组织众多成员，遍布党、政、军、学、商各界，处在德已不德的环境中，竟未出现一个贪官污吏。其组织的纯洁，令人叹为观止。再比照中共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其暧昧态度，民众即使不听信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也不会对中共的“冠冕堂皇”，产生兴趣。中共中宣部明令大小报一起揭批法轮功，于事何补？

中共在廿一世纪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法轮功问题，反映其对潜伏危机已有所体认。中共批法轮功“沦为西方敌对势力和民运的走狗”，显示中共对三者合流的担忧。然而，中共真正的担心，还未向世人道出，就是法轮功与下岗工人和城市贫困阶层合流。由此来看，中共的高度动员，就不再是“形式主义”了。双方对峙已进入“再而衰”阶段，恐怕谁都不会认输。

打一场无准则的消耗战，初时对法轮功不利，但如果拖到两年后党和政府改组，变数就会出现，彼时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如果不愿再坚定执行打压政策怎么办？如果掌握实际权力的军事领袖，要继续打压，又该通过何种程序与机制整合内部并形成共识？是否要建立这种机制？中共体制内权威、和体制外掌实权者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将是法轮功带给中共党内的长期效应。由是观之，这场仗打到最后，中共怎么可能赢？法轮功又怎么可能输？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转自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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