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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複雜臉譜
 
趙無眠
 
2001年11月28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周恩來雖經歷無數次的政治風浪,畢竟都能化險爲夷。因而被稱爲「不倒翁」。他的「不倒」奇蹟,有人說是因爲善於妥協,也有人說過於圓滑。

歷屆領袖都遭到排斥、打擊

周恩來善於妥協,很早就表現出來了。他在日本求學期間,有一次與同學吳瀚濤喝酒,一邊喝一邊辯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周恩來雄辯滔滔,不住地給自己倒酒,吳瀚濤忍不住從他手裏奪過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這樣喝下去,你怎麼救中國?」酒瓶摔得粉碎。周恩來突然驚醒過來,難爲情地出了房間,一會兒拿來了掃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掃得幹乾淨淨。第二天,爲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買了一束鮮花,送給了女主人。那時,他才二十歲。

中共黨內,幾乎沒有一位重要人物沒有經歷過同志間的殘酷鬥爭。黨的主要創始人、第一任領袖陳獨秀被開除出黨,聽任其受國民黨的長期迫害,還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託派分子」、「漢奸」,批評了幾十年。

第二任領袖瞿秋白,失勢後遭受排擠,長征時被留在敵後,結果以病弱之軀當了俘虜,死後長期定爲「叛徒」。

第三任領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蘇聯接受審查,一去就是十五年,還押上軍事法庭,關進監獄,回國後一直揹着「立三路線」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領袖王明,下臺後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員會當反面教員,最後流落蘇聯做了「叛徒」。

毛澤東在獲得最高權利之前,也屢遭排斥、打擊,以其堅強的意志、過人的膽略,都不得不流淚屈從與強勢。鄧小平雖然深得毛澤東的賞識,卻也被他鬥得脫皮換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兩起兩落是毛的傑作,直到毛去世以後,他才得以在七十三歲高齡掌握權柄,開創其改革大業。其他中共的風雲人物,細查起來,無一不是如此。可以說,黨內鬥爭的驚濤駭浪,比之國共間鬥爭的激烈,有過之而無不及。

周恩來在黨內曾遇數次挑戰

周恩來在黨內也曾遇到過數次挑戰。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實際負責人周恩來與瞿秋白從莫斯科返回黨中央所在地上海,執行共產國際制定的「七月決議」,即批判和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向忠發、周恩來繼續擔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爲常委之一,但李仍爲政治局委員。這就是「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結束不久,共產國際遠東局來信予以肯定。

但十月間,共產國際又發來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調子。十二月十日,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來到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上徹底清算了「立三路線」及瞿秋白、周恩來的錯誤,──他們的錯誤在於對李立三批得不夠徹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員的職務,米夫的得意門生王明被欽定爲中共新領袖。

米夫在會上這樣說道周恩來:「周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米夫才二十九歲,卻要抓了三十二歲的周恩來「打他的屁股」。周恩來忍住了,雖遭批判,但沒有「滾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兩個是向忠發、張國燾)。大權落在了僅僅是政治局委員的王明手中,從此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王明時代」。

周恩來能安然過關,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還幫助米夫、王明戰勝了羅章龍一派的挑戰。羅章龍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摯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參加李大釗發起的共產主義運動,爲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他不服米夫以欽差架勢的指手畫腳,提出一份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名單,要求表決。失敗後又自行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通過決議《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即所謂「另立中央」。周恩來出面找羅章龍調解無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

劉少奇與周恩來之間的過節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運動。周恩來在重慶吸收了大量的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內,他們的階級成份受到黨內批評。《解放日報》發表攻擊周的這些人「爲數不少出身非無產階級,需要嚴格審查的黨員」。劉少奇指責周恩來在武漢和重慶工作時,未能對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爲進行鬥爭,成了「教條主義的幫兇」。其次是指責周恩來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訓練閻錫山的部隊,是想「帶八路軍走」。再就是指責周恩來參與簽署「誓死保衛大武漢」的文件,而這完全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主張。

周恩來還被指爲對「皖南事變」新四軍的慘敗負責,要對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的錯誤負責。

周恩來從重慶被招回延安,受到嚴格審查和盤問。他必須解釋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做過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兩頂帽子:「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所幸他沉着應對,檢討和解釋了自己的言行,講清了歷史問題。派薄一波訓練閻錫山的部隊,事先向中央打過招呼,他沒有簽署「保衛大武漢」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籤的。

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他同意負大部份責任,但延安還有九位同志也參加了大會,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劉少奇。

延安整風因過激,打擊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憤,動搖的黨心,終於迫使毛澤東緊急剎車,在大會上親自向無故受害者鞠躬賠禮道歉。整風委員會副主任康生落下了「整人閻王」的可怕名聲。劉少奇雖然獲得了地位,卻也讓人們領教了其挖空心思網羅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後,到了他捱整的那一天,黨內竟找不到幾位同情者了。

從高饒集團到「反冒進」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崗、饒漱石企圖聯合鄧小平、陳雲等人物向劉少奇和周恩來發難。這一次,主要受挑戰的對象是劉少奇,劉是黨內的第二號人物,一旦有所變動。周恩來的地位也受到威脅。「高饒集團」的結局是被徹底粉碎了,高崗開槍自殺,饒漱石從政壇消失,不知所終。鄧小平因揭發有功,迅速崛起,從地方大員一躍而爲黨內排名第六。

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同鄉,也是他親自選定的「備用胎」,其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動:周恩來地位有堅實的基礎。高、饒的挑戰,實在難以得到同情和響應,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種猜測,認爲這是毛澤東爲除掉高、饒而設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們表達不滿,當他們真的鼓譟起來,又反指他們的不是,依據是高崗在東北勢力漸大,越過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蘇聯示好,被斯大林誇爲「東北王」,爲毛所忌恨。此說似缺乏更多的事實支持,故也只是猜測而已。無論起因究竟如何,對周恩來不構成真正的危機。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會議上比毛澤東點名批評「反冒進」。毛澤東非常欣賞有人提出的某項建設高指標,認爲「一馬當先,才會萬馬奔騰」。周恩來找毛澤東談:「我是總理,我在具體工作上的體會是:一馬當先,會引起全面緊張。一個方面的高指標,方方面面都要吃緊,經濟建設不講平衡不行,這樣搞,我這個總理就不好當了。

周恩來與陳雲訪問蘇聯歸來,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彙報,搞經濟工作不同於打仗,不宜用「人海戰術」,要慎防左傾冒進。劉少奇令中宣部爲《人民日報》撰寫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論,周恩來修改定稿,號召全黨冷靜頭腦,戒驕戒躁,反左傾,反冒進,穩步進行國民經濟建設。

被毛澤東點名批評

毛澤東甚爲惱火,到「反右」鬥爭結束,他開始在黨內「反右傾」,會上會下多次指名道姓第嚴厲批評周恩來──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個政治問題。」

「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什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泄了氣。」

「關於向人代會的報告(指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爲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強迫簽字。政治局成爲一個表決機器,像杜勒斯的聯合國,給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過不行。像唱戲一樣,已經打了牌子,非登臺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講究考據之學,又有洋文,我有一個手段,就是消極抵抗,不看。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還準備不看。」

「你說這是冒險主義…你說這是盲動,沒有耐心…但是長征又何嘗不是這樣,我們的解放戰爭難道就是冒險嗎?我們渡長江時,就真的不怕蔣介石與帝國主義?我們的口號是:敢字當頭。」

毛澤東還拿着柯慶施寫的文章當中奚落周恩來:「你是總理,這樣的好文章你寫不寫得出?」

中央委員們,除了陳雲、李富春外,幾乎都成了應聲蟲,羣起而攻之。陳雲自己也是「反冒進」的主角,見風聲不對,趕緊溜到杭州「休病」去了。其實毛批評「反冒進」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了,只是措辭和不滿的情緒還不那麼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爲止,他點名批評周恩來不下十三次。以成都會議最爲嚴厲。

痛苦的反省

一連幾個星期,周恩來都悶悶不樂,常茫然呆坐數小時。他召來祕書範若愚,爲他筆錄檢討。範若愚後來回憶道:

「我在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因爲我奉命爲他筆錄《自我批評》。周總理對我說:『我犯了錯誤,我的思想趕不上主席的思想,』周總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的資料,記錄下來之後,往往不需要更易一個字;可見現在幾乎不能成句,他說一句我記錄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說出下一句。我在他的辦公室時,他接到陳雲從杭州打來的電話。周總理只是聽,一直聽,然後把電話放下,他看起來有些癡呆了似的。然後又開始自我批評,神情十分痛苦。每說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鐘…已經是午夜了。」

凌晨兩點,鄧穎超叫醒了範若愚:「你爲什麼讓總理一個人坐在那裏?他坐着一動也不動,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範若愚與鄧穎超商議,由範按照周恩來說過的,重新組織文字交差。

他寫道:「毛主席雖與我同舟共濟、朝夕與共,但思想上我總跟不上毛主席。」周恩來講到此處,大驚失色,幾乎要哭出來了:「這是不對的,一九四五年以後才是這樣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這表示你對黨的歷史不夠了解。」

沒多久,周恩來還是決定親自寫,因爲毛澤東講了話:「不要讓祕書幫忙,自己認識自己寫。」

範若愚見周恩來坐在辦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撐在額頭上,右手提筆,對着紙發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顫動,目光專注,「時而明銳,時而暗淡,時而清澈,時而茫寐」。有幾次,他彷彿想通了,下決心落筆,卻成不了文句,紙面上留下一些點狀和線狀的痕跡。忽然又放下筆,將稿紙揉成一團,扔到廢紙簍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樑的某一點上。眼圈一紅,淚水盈眶,他輕合眼皮,不讓眼淚流下來…

幸好不是「黨內走資派」

這份《自我批評》花了十幾天時間才寫成,送交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經討論,刪掉了一些過於有損尊嚴的句子。周恩來終於獲得毛澤東的原諒,保住了總理位置。事後,他頭上的「白髮驟增」。

這一次,周恩來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願接受毛澤東給予的「廷仗」的屈辱。也正是從這次開始,他認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稱「與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下決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澤東,緊跟毛澤東,凡事多請示,揣摩聖意,絕不再和毛唱反調了。

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紅衛兵的「炮打」。紅衛兵基本上都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們響應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號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是來自黨內的挑戰。

周恩來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開始派工作組「引導運動」,他也有一份。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震動,周恩來也嚇了一跳,不知「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有沒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風,聽出沒自己的事兒,這才放心大膽地投入運動。大樹特樹毛主席的權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

紅衛兵運動興起,在「懷疑一切」的口號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學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敵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來: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捱過炮彈,貼過大字報。不過很快就都鎮壓下去了,未能形成氣候。文革派內部雖也有矛盾,但在對付外敵方面倒是步調、口徑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鎮壓,毫無商量的餘地。

有人認爲林彪、江青在文革一開始就整週恩來,這是不確的,當時的局面雖然混亂,卻主要是造反學生亂,文革派的陣營可是一點也不亂,別人打倒不打倒、保護不保護都沒關係,「自己人」可是一個都不能隨便打倒。這個陣營的分裂,是後來的事。紅衛兵在到處亂街的同時,憑着膚淺的認識、知覺和猜測,難免誤發許多的炮彈,「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連毛澤東都受到過炮轟,如高幹子弟們組成的「聯動」,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衛劉主席」的口號。

歷史責任和「勢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戰,歷時最長,情況也最危險。林彪爆炸後,周恩來權重一時,除毛澤東外,黨內再無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澤東從嚴重休克中甦醒,當着江青的面向他交託「後事」。這年九月,王洪文選爲接班人,奉調進京。第二年,鄧小平復出,漸漸接替身體虛弱的周恩來的工作。

七月四日,也就是交託「後事」將近一年半以後,毛澤東在與張春橋、王洪文的一次談話中,說古論今,對周恩來及其領導的外交部冷嘲熱諷── 「你們年紀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

「『明燈』是用我的名義寫的,我就沒有看,凡是這類屁文件,我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爲不勝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個什麼屁司,說是田中不能上臺,上臺也不能改善中日關係。以五十步笑百步,這是以數量而論,如果拿性質而論,都是逃兵,你去翻那個《孟子》。」

「比如說王明路線吧,名根據地,名白區,主要領導權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嗚呼哀哉!…一股風來,隨風轉。多啊,不是少數人。硬着頭皮頂住的是少數。幸虧藤代遠還沒死,他可以證明那個立三路線怎麼鬥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爲什麼隨風轉呢?」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風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時,周恩來都是黨中央主要負責人。毛說「主要領導權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當時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隨者。「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是諷刺周恩來「外交無小事」的名言,只顧雞毛蒜皮的國際「小事」,忘了路線鬥爭的「大事」,勢必出修正主義。而且「天天送」,煩不勝煩,不勝其看。

深感孤獨和恐懼

毛澤東的談話,可以看出對周的明顯不滿。此種不滿從何而發,是「偶發」還是聚集了很多時候之後的「不得不發」,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這個機會,開始組織向周恩來的進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後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儒」,批「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鴻章」,批「賣國主義」,批「黨內那個走資派」…花樣百出。

這次挑戰是一場真正的危機,周恩來勉力奮戰,明爭暗鬥,頻頻出招。一是爲了捍衛自己的名譽、地位,二是企圖將權利順利交給他最爲得意的繼承人鄧小平。他別無選擇,只有背水一戰,應付對方無休無止的纏鬥。這場鬥爭一直持續到他死後還未停歇,直到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才告結束。

周恩來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搞不好又是一個高崗,又是一個劉少奇,又是一個林彪,又是一個彭德懷、陶鑄、陳伯達…。他深感孤獨和恐懼,想一想有可能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不寒而慄。他與身邊工作人員照平生最後一張合影,照完說了一句:「以後不要在我的臉上打××。」他在被推入手術室前,拼着全身的力氣高喊:「我不是投降派!我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

應該說,周恩來應付挑戰的功夫是一流的。畢竟他沒有成爲高崗、彭德懷、劉少奇、陳伯達和林彪,得以善終,不但創下了中國歷史上擔任宰相最久的記錄,也完成了君臣「親密合作、無間無猜」的政治神話。從保全自己的權位和名譽的角度而言,他是無可非議的,甚至能夠說,做得相當好。他不是一個尖刻的人,不會主動把對手逼到無處逃生的絕境。這也是爲什麼,他終能夠在死後贏得勝利的最主要原因。

從戰友變成君臣

值得非議但是,爲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則、真理乃至人格。我實在不願把「出賣」這個詞用在他身上,情願用「付出」。然而在面對重大歷史問題的時候,「付出」和「出賣」又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呢?本質是一樣的。都是以利害關係取代公正原則。

前面說到的「第四次挑戰」,是周恩來爲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轉折。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和當衆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衝擊。他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由來已久,在遵義會議以前,毛還在受排擠時,他就是毛澤東的同情者。寧都會議他不同意撤掉毛的軍職。長征途中,湘江之役紅軍損失過半,周恩來接掌軍權,正是他力排終議採納了毛的主張,放棄北上鄂西與賀龍部會師的計劃,中央紅軍才免遭滅頂之災。遵義會議是他同意召開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報告」與張國燾的「反報告」都對博古的「正報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獲軍權之後,最初只是周恩來的副手,周是「最後下決心者」。

摘自(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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