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的《國務院通電》稱請願學生、羣衆是「暴徒」，第二天的《臨時執政令》進一步指控極少數著名共產黨人、國民黨人（如徐謙、李大釗、易培基等）「嘯聚羣衆」，「散佈傳單，率領暴徒數百，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持木棍，襲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

一. 「三·一八」的陣陣槍聲卻震撼了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的靈魂。槍響之後，魯迅先生停止了手頭的寫作，憤然寫下《無花的薔薇之二》（4—9節），發表於3月29日的《語絲週刊》第72期。他把這一天稱爲「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他給歷史留下了一個衰亡民族良知的聲音：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污之曰『暴徒』！」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爲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這些文字毫不隱晦曲折，直截了當點名批評了段祺瑞政府，而且在慘劇發生後的第十一天就在北京公開發表。

3月25日寫《死地》，發表於3月30日的《國民新報副刊》；

3月26日寫《可慘與可笑》，發表於3月28日的《京報副刊》；

4月1日，魯迅先生寫下了傳世的名篇《紀念劉和珍君》，發表在4月12日的《語絲》週刊74期。這篇文章因爲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而廣爲人知，我們永遠都忘不了——「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羣君」以及「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忘不了「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時的「驚心動魄的偉大」，她們「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充分見證了中國女性的勇毅和臨難的從容！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常常爲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在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這些文字傳誦了70多年，感動了一代代的青年。我有時候常想如果不是魯迅先生在淋漓的鮮血面前寫下的文字，後世的人們也許根本就不知道劉和珍其人，這個年僅22歲就被殺害的女孩。

4月2日魯迅先生寫了《空談》，發表在4月10日的《國民新報副刊》。那些深刻的一針見血的議論即使今天讀來依然令我們觸目驚心——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

「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爲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4月6日寫《如此「討赤」》，發表於4月10日的《京報副刊》；

5月6日寫《無花的薔薇之三》，發表於17日的《語絲》週刊79期。

在「三·一八」槍響後的一個多月中，魯迅先生接連不斷，連珠炮似地寫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槍一般的文字，並且公開發表在當時的報刊上。今天已經沒有魯迅，也沒有《京報》、《國民新報》、《世界日報》和《語絲》。一個殺戮青年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了魯迅，有了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我們的民族便還有希望。殺人果然可惡，但沒有魯迅更加可怕，一個民族的整體墮落以此爲甚。

二. 「三·一八」的槍聲一直迴盪在魯迅的耳邊，烈士殷紅的血跡一直晃動在他的眼前，所以他才會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裏一再提起這件事。但是如果說當時除了魯迅就再也沒有人站出來譴責屠殺了，那不是對歷史的篡改就是對歷史的無知，還是讓我們抹去歲月的灰塵，讀一讀1926年3月18日槍響之後那些發黃的報刊吧。

和魯迅走了一條截然不同道路的兄弟周作人，這個以苦茶隱士自我解嘲、寫小品文的作家，他的憂憤雖然沒有他的哥哥來得深重，但對於「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壞」他同樣的悲痛。

「三·一八」第二天周作人就寫下《爲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不僅指名道姓、憤怒地譴責段祺瑞等殺人者，對無動於衷、至少袖手旁觀的國民軍也毫不客氣。他連續在《京報》副刊發表《對於大殘殺的感想》、《可哀與可怕》等文，爲學生劉和珍、楊德羣之死痛心疾首，對「不知哀矜」男女感到可怕。

第五天他寫下了《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發表在3月29日的《語絲》72期），譴責「這回執政府的大殘殺」，「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而無所愛惜。」 他說：「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紀念死者。」他的文字還是平穩而不是激烈的，但對死者的追念，對政府的譴責、抗議則沒有什麼兩樣。

4月5日《語絲》73期發表了周作人《新中國的女子》，對犧牲學生給予極高評價，「最可佩服的是女學生們的勇敢」，與《紀念劉和珍君》一樣熱情地謳歌「新中國的女子」。

5月24日他還在《語絲》80期發表的《閒話四則》中提到「三月十八日以來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蹟，結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這是對的，因爲這是唯一適當的對付法。」這些話雖然沒有魯迅「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來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時刻也沒有沉默，他幾乎參加了每一場追悼會，並送去哀憤的輓聯。直到1926年5月31日，他還在《語絲》81期發表《死法》一文，6月28日他又寫下「百日」祭文（發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報·副刊》），稱「『五四』是解放運動的開頭」，「『三·一八』乃是壓迫反動的開始」。

面對「三·一八」的槍聲，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當時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沒有被嚇倒，而是勇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守住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底線、人道的底線。這個周作人和我們習慣中所了解的那個隱士、漢奸完全不一樣 。今天我們重讀那些遺忘已久的文字，簡直不敢相信出於周作人的手筆。

「三·一八」的槍聲，青年殷紅的血在周作人心中留下了銘心刻骨的記憶。所以，他才會一而再地提及「三·一八」。1928年當國民黨「狂熱地討赤」，屠殺革命青年時，他又想起了「三·一八」的死者，將他保存的燕京大學魏士毅烈士紀念碑的照片交給《語絲》發表。20年後，他在1945年3月18日的日記裏不無蒼涼地寫下：「『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鐵獅子廣場上還躺著屍體，身上蓋著一層薄雪……。」甚至40年後，他還在1966年3月18日的日記裏寫着：「今日是『三·一八』紀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現在記憶的人，已寥若晨星矣。」悲涼之氣籠罩了他的整個生命，他也在隨後到來的民族浩劫中喪生。可以說「三·一八」的噩夢纏繞了這位知識分子整整一生。

三.溫文爾雅、以寫《荷塘月色》著名的朱自清先生，時爲清華學校老師的他也參加了「三·一八」那天的集會遊行，親身經歷了從死屍堆裏爬出的血腥一幕。作爲屠殺的見證人，1926年3月23日，他在屠殺後五天內就憤怒地寫完了《執政府大屠殺記》。他說：「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他要國人「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因此他詳盡地記下了那駭人聽聞的公開殺戮，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感所聞。槍響之時，他還以爲是空槍，直到鮮紅的熱血滴在他的手背上、他的馬褂上，他才清楚屠殺發生了。他說，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鮮血的「紅色我永遠不忘記」，那近在耳旁的傷者的「呻吟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他清楚地記下光天化日下的獸行，爲歷史留下了一份可信的珍貴記錄——

「有些人雖倖免於槍彈，仍是被木棍，槍柄打傷，大刀砍傷；而魏士毅女士竟死於木棍之下，這真是永久的戰慄啊！據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於逃出門時被一個衛兵從後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兒兜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衛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剩一條袴爲止」。

他還記下了值得紀念的兩件事：

「一是清華同學韋傑三君（他現在已離開我們了！）受傷倒地的時候，別的兩位同學冒死將他抬了出來；一是一位女學生曾經幫助兩個男學生脫險。這都是我後來知道的這都是俠義的行爲，值得我們永遠敬佩的！」

在那場慘劇中，他的學生韋傑三被罪惡的子彈擊中，挨不到三天，在一個漆黑的深夜（1926年3月21日凌晨1：48）他的微笑就永遠凝固了。4月2日，朱自清先生含淚寫出《哀韋傑三君》（發表於4月9日的《清華週刊》）。他反覆地說——韋傑三是一個可愛的人，反覆地說起韋傑三的微笑。他說「三·一八」那天早上在天安門下電車時還見過韋傑三的最後一面，「也照平常一樣，微笑着向我點頭。他的微笑顯示他純潔的心，告訴人，他願意親近一切；我是不會忘記的。還有他的靜默，我也不會忘記。」無論多少年後，凡讀過這篇文字的人又有誰能忘得了韋傑三永遠的「微笑」呢？

四.時任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北大公祭大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據報道他說到這裏「潸然涕下。於是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時任女師大教務長、劉和珍的英文老師林語堂，在劉和珍她們被難的第三天就寫了《悼劉和珍楊德羣女士》一文（3月29日發表在《語絲》72期），說自己經過了「有生以來最哀慟的一種經驗」，二女士之死不盡像單純的本校的損失，而像是個人的損失。」「是代表我們死的」。「

「她們的死，於我們雖然不甘心，總是死的光榮，因此覺得她們雖然死的可惜，卻也死的可愛。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總不應在這亡國時期過一種糊塗生活。」

剛動過手術的梁啓超先生也在醫院對記者表示自己「極爲憤慨」，認爲「無論在任何國家，均非依法從嚴懲辦不可」，否則就是政府「自棄於人民矣」。

1926年4月1日，年輕的詩人聞一多在《晨報》副刊《詩鐫》發表《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 以飽含深情的語言歌唱爲自由、正義而血灑鐵獅子衚衕的死難志士，稱「諸志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

五.「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亂如麻！

…… ……」

劉半農的詩句，經趙元任作曲後傳唱全城，悲愴、低沉的旋律飄蕩在20世紀音樂史的上空。兩個文弱書生，不惜自己「名教授、名學者」的羽毛，不憚鐵血、子彈，唱出了一個民族無比悲憤的心聲，也成爲衰亡民族不屈從於強權、暴力的見證

六.即使《現代評論》週刊，也並不都是陳西瀅式的「閒話」。主編王世傑的《論三月十八日慘劇》、主要撰稿人之一陳翰笙的《三月十八日目擊記》，一致抨擊軍閥政府的殺人暴行。身爲北大法學教授的王世傑還在《現代評論》連續發表文章，明確提出法律制裁問題。他根據大量事實斷定「此次殘殺，是一種預定計劃，不是偶然發生的事實。段祺瑞以及其他參加殘殺計劃的決定的人，自然要與他土匪式的衛隊，同爲本案的責任者」。並一針見血地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與庶民百姓一樣受制裁嗎？」這個問題。

其他主要撰稿人許士廉、高一涵、陶孟和等也紛紛發表文章公開譴責政府，楊振聲和凌叔華則以「三·一八」爲背景發表小說《阿蘭的母親》、《等》。翻開當年的《現代評論》，那個溫和的以自由主義爲導向的知識羣體針對「三·一八」慘案發出的聲音和其他優秀知識分子並沒有什麼兩樣，歷史的真實面目就是如此。

七.當然，最值得一提的還是邵飄萍辦的《京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消息，廣泛深入地報道「三·一八」的真相。

3月19日《京報》第二版刊出題爲《國民擁護國權大流血——八國通牒之大反響》的長篇報道，副標題是「死三十餘人傷二百人死傷確數容再詳細調查」（其時，如韋傑三君還輾轉呻吟於醫院中，並未斷氣）。率先公開報道了「國務院門前之屠殺」，「中彈倒地之男女甚衆，滿地皆血，哭聲震天。」並刊登了70多位傷亡者的姓名、單位、籍貫、職業、性別及負傷的部位、傷勢等詳細情況。以血寫的事實把段祺瑞政府釘在了歷史的被告席上。

這一天，同時發表了邵飄萍先生連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慘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還調整版面刊出了請願代表撰寫的長篇紀實《民衆大流血之別報》，揭露慘案真相。

3月20日《京報》發表邵飄萍親筆寫的社論《可謂強有力之政府——舉國同聲痛哭，列強一致贊成》以及特寫《小沙場之戰績》，辛辣地嘲諷段祺瑞政府「以國務院爲小沙場」，彈無虛發、屍橫滿院的「戰績」。同一天《京報副刊》發表了石評梅的《血屍》，幾天後又刊出她的《痛哭劉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報》發表《警告司法界與國民軍——段、賈等可逍遙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殺案要點》，這個普通報人、這張民辦報紙居然在當政者的眼皮底下毫不含糊地提出——「緝拿要犯公開審判，使犯罪者伏法」這樣要命的問題。這恐怕是我們70多年後連想也不敢想的事，天翻地覆，換了人間，時代和人物真的都不同了！

3月22日，《京報》發表《誅人類之蟊賊》、《敬告法大學生》等時評。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會團體、學校在北京大學大操場舉行萬人追悼會，悼念劉和珍、楊德羣等47位死難英烈。邵飄萍親往採訪，並登臺演說，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殺害和平請願的民衆。第二天《京報》作了詳細的報道。

3月31日，《京報》出版《首都大流血寫真》特刊，全面詳盡地報道慘案真相，印刷30萬份，以「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

僅僅從3月19日以後的12天裏，《京報》就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的消息、評論、通電、文章，平均每天10多篇，最多的一天達18篇。《京報副刊》也發表了魯迅先生等撰寫的有關文章103篇（參考《「三·一八」 慘案資料彙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4月26日，中國新聞自由的先驅邵飄萍先生慘遭軍閥張作霖的殺害，他所創辦的永垂新聞史的獨立報紙《京報》也被封殺。但邵飄萍和《京報》所留下的極爲珍貴的精神遺產永遠不該被遺忘。

八.這是1926年3月18日，軍閥殺害了47人之後，新聞界和知識分子們的羣體反映。軍閥雖有殺人的武器，卻也奈何不了知識分子們手中的筆，他們在青年男女們淋漓的鮮血面前用自己的良知寫下了耀眼的篇章。

透過這些熱血文字，我們依稀看到了這個民族的面孔，在獨裁政府開槍殺人之後，本民族的優秀分子，那些文學家、學者、新聞記者並沒有鴉雀無聲，在槍聲面前沉默了，而是公開地發出了正義的聲音。這是一個衰亡民族之所以沒有滅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這些本民族的精英人物能夠直面強權和暴力，堅定地捍衛了人類的良知和人性的尊嚴，我們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綿延不絕。年輕的劉和珍君們倒下去了，血泊淹沒了她們年輕的面孔，如果沒有她們的師長們站出來，寫下這些傳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應該是檄文，也許我們將永遠無法追尋她們彗星般的足跡。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老師們將和她們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冊。

正因爲有了這樣優秀的熱血青年，有了這樣優秀的知識分子，有了舉國上下社會輿論的一致抗議，儘管那個年代依舊黑暗，當時的花瓶國會還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進行調查取證，多少「維持一點司法獨立的精神，也替國民保存一點異於禽獸的人格」（周作人語）；因此才有了國務院「閣員總辭職」，段祺瑞才被迫頒佈了對死難家屬的「撫卹令」，段祺瑞政府也在1926年4月倒臺了，這一切離大屠殺發生還不足一個月。

那些死傷的青年學生未必有什麼高深的政見，但他（她）們都一樣深深地熱愛這個國家。那些老師輩的教授、學者、作家、記者、編輯，政見也許五花八門，對社會的關懷程度也有天差地別，有些根本不關心政治，但面對屠殺他們卻異口同聲地發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譴責殺人政權，這就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們的面貌。他們用自己手中神聖的筆，行使了天經地義的抗議權，用自己的良心寫下了不可磨滅的輝煌一頁。發表他們文章的報刊，《京報》、《國民新報》、《世界日報》，還有《晨報》（曾公佈「三·一八」傷亡者名單），更不用說魯迅先生等辦的《語絲》週刊，甚至《現代評論》週刊都在「三·一八」槍響之後的那些日子裏也寫下了中國新聞史上值得驕傲的一頁。

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包括魯迅先生）都說「三·一八」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然而有了他們，有了這麼多知識分子站出來譴責、抗議政府殺戮學生，有這麼多報刊可以發表他們的言論，這個時代還不是最黑暗的時代。

對比現今，那些因爲說一句真心話，爲了討回一句公道話，因爲揭露了高官黑幕，因爲發表了與中共政府異議而遭受迫害的記者、編輯、平民，遭查封的雜誌報社，因爲失誤在朱鎔基講話畫面出現「法輪功學員」字樣而遭到停職審查的電視臺臺長、新聞編輯；因爲依法上訪、和平靜坐請願而被當成「反國家、反黨、反人類」的階級敵人遭受嚴厲打擊的平民百姓……比之江澤民政府的黑暗、專制、殘暴，段祺瑞政府是望塵莫及的。如今才真正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