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不諳世事的孩子嘴饞鄰居家的肉香，纏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僅剩的五塊錢，咬牙買下了一斤豬肉。當久違的肉香讓孩子們歡呼雀躍時，絕望的父親在裏面撒下了耗子藥……

貧困，像一隻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塗抹在城市表層的繁榮。

在瀋陽，這座曾經是中國最大最輝煌的工業城市，就流傳着類似的民間文本。它是如此尖銳、鮮明地切入這座城市繁榮下的內核，讓人直視其無法躲閃的現實。

工人村成了「度假村」

到過瀋陽的人會經常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座由兩張皮硬扯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瀋河區，林立着所有的高檔住宅、豪華酒店和購物中心，在這裏看見奔馳、寶馬的機會要比在北京長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廠雲集的鐵西區，你很難找到一座五層以上的像樣飯店，出租車也懶得光顧這兒——因爲拉不上活兒。瀋陽70萬下崗職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這個39平方公里、75萬人口的傳統重工業區。

工人村是鐵西最大的住宅小區，聚居着一家幾代的產業工人。老人們至今回憶起50年代的工人村，總也掩不住難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門城樓上巨大的共和國國徽還記載着鐵西人昔日的榮光；那時，158棟典型的蘇式三層居民樓，在全國率先引領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現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寬闊的工業區已變得沉寂，這兒早成了有名的「虧損一條街」。該市統計部門提供的資料表明，瀋陽現有工業企業1188家，其中有501家屬虧損企業；國有控股工業企業590家，其中超過一半面臨虧損的命運。而這些國有大中型企業中，80%以上集中在鐵西工業區。

「廠子都黃了，全叫貪官給整的！」在工人村裏，人們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紛紛向我訴說。那些房子在日新月異的城市建設中日顯破敗，宛若風燭殘年的老人。廠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維修和取暖費就成了大問題。「沒人管我們了。」

黃昏的勞動公園。老人們向我談起癱瘓的公用服務系統，從今年開始暖氣分戶，不交暖氣費的不送氣。按每平方米19元計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氣費。劉大爺一家爲了省掉這份開支，去年冬天硬生生地捱了凍。「屋外零下4度，屋裏是零下3度。」

凋敝，大面積的國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業區幾乎成了一座空城；與此同時，在居民區，大批下崗失業人員，還有衆多名曰「放長假」實際卻被永遠拋離崗位的人們，越來越多地奔波、遊蕩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處可見攢動的人頭，在菜場、街邊、公園和夜市，人們已經淡忘工作日和雙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徹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齊的大道兩旁，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小攤：賣菜的、賣水果、賣日用品的，永遠用飢渴、殷勤的表情招徠着稀落的光顧者。類似的小本買賣勉強維持一個下崗工人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這種脆弱的家庭經濟支撐體系往往不堪一擊。專家們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數除工資以外沒有其他額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維持低標準的生活水平，他們經受不起任何社會經濟風險，一旦遭遇風險，馬上跌到貧困線以下。國際上常用「貧困邊緣（Near Poor）」一詞來描述這種狀況。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習慣了沒有固定工資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領工資的機會，在輾轉變更的打短工中換取基本 生活費。

比貧困更可怕的疾病

「鐵西這地方，賊窮！」51歲的王亞君扯着嗓子，漲紅着臉說。她患有嚴重的甲亢，拖了好幾年不治，因爲沒有錢。

「治一次得花4000塊，媽呀，上哪弄這麼多錢？」她一說話就激動，將脖子上突起的腫物指給我看，「醫生說過，弄不好會發生癌變，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對自己的病有種聽天由命的坦然。

兒子的死是王亞君生命中最大的悲慟。四年前，21歲的大兒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經濟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時，她和丈夫的單位都苟延殘喘地開不出工資，職工的醫藥費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辦求助，最後大夥兒獻愛心，好不容易湊了500元，可兒子輸一次血就要600元。

兩年後，兒子病逝。留下了十多萬元的外債。 「那時兒子沒了，錢也沒了，活着幹啥？心想幹脆跟他去了……」王亞君滿眼是淚。

正午的陽光照着她的自行車攤。她從早晨7時擺到現在都沒有開市。自行車是一個好心的老闆賒給她賣的，賣完了再返還貨款。一個月掙個三四百元算是萬幸。老伴身體不好，靠200元退休金過活。

有人來看車了。王亞君趿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雙拖鞋花了3塊5角錢，「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腳，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雙鞋。好幾年她沒買過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條件稍好的鄰居給的。現在她最大的願望是給小兒子娶上媳婦。

鄰攤的老姐們給她送來一塊西瓜，看顏色還沒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裏，先是小心地咬了幾小口，接着就大口大口同時又很仔細地將瓜瓤掃蕩乾淨。她太渴了，下午兩時半，還沒吃午飯。「這瓜真甜呢。」她咂着嘴。

「香瓜、西瓜4角錢1公斤，說便宜真便宜，捨得買嗎？誰不愛吃、愛穿呢，有那條件嗎？要是有錢，誰還願意穿別人的？人一窮，哎——」她的嘆息和嘮叨在午後的日光裏遊絲一樣飄浮，空氣裏莫名地浸染了一襲落寞和悲涼。

「想得開是天堂，想不開是地獄。」王亞君從瀋陽經濟電臺《清風夜話》節目裏聽到了這句話，靠它度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她說今後也要多想想這句話，活下去就是勝利。

這個在變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損集團，像石頭一樣，沉默而堅韌地活着。

46歲的盧凌敏看上去只有十二三歲孩子那麼高，五歲時得胸椎軟骨病時落下的。他以前是瀋陽鋁材廠的機械維修工，1997年病退下崗後，單位特殊照顧他每月237元的生活費。媳婦患有嚴重的肺氣腫，常年吃藥，無工作。兩個孩子正在唸書，按政策可以減免學雜費，但平時學校要求交納的其它費用，他一樣也不能拉。「窮是窮了點，但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唸書。」盧凌敏態度很堅決。

從1998年4月開始，盧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證金。他坦言，1998年以前一個月工資半個月就花沒了，吃了上頓愁下頓。現在有了保證金，每月的生活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場擺電池賣，從早晨6時候到晚上12時，一個月下來也能掙個三四百元。平時肉類很少吃，每月生活費支出兩三百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補營養。去年家裏養了10只小雞，上次被人打死了一隻，就給孩子熬了湯，看他們吃得那個香……」他臉上閃出慈愛、憐惜和愧疚的複雜表情。

清貧的日子並不可怕，但媳婦的醫藥費幾欲將這個剛強的漢子壓垮。「她那個病，一直沒斷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現在又查出肚子裏有瘤，成天吃藥，打一次點滴就花200元，沒法子，向親戚朋友借了1000元，動手術？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對媳婦說，不行的話，我去死！」

我站在盧家那間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裏。晦暗、擁擠是那個棲息四個人的空間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顯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閣樓成了他們夫妻倆的臥床。一臺壞的、沒錢修理的黑白電視機是屋裏唯一能夠見證時代的現代家用電器。

殘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燈和一盞15瓦燈泡。通常日光燈不開，只開小燈，爲了省電。昏黃的燈光下，幾本小學生用書散亂地臥在炕沿上。孩子是這個家庭可以仰望未來星空的唯一亮光。

貧、病，是我在鐵西採訪時聽到的高頻語彙。下崗後只能自費看病，自己交納醫療保險。但調查中發現，幾乎95%的下崗職工家庭沒法按時交納醫療保險。當我向許多人提到這個詞時，引來的是一陣苦笑：「日子能維持就不錯了，哪有錢交？將來能咋辦？！死了拉倒。」高昂的醫療費和窘迫的經濟條件使人們談病色變。在無大病情況下，這些家庭的年藥費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過200元，生病後在藥店買點最便宜的藥，不會去醫院，因爲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買藥或去醫院，大人往往能扛就扛。因爲年平均300元的醫藥費就足以將一個下崗工人家庭擊垮。

鐵西作爲下崗失業問題的重災區，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費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調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時很少吃肉，每月能吃兩次肉就不錯了，蔬菜買最便宜的大白菜、蘿蔔、土豆等。女人們對於從前上班時週末逛街買新衣的記憶感到陌生而遙遠，因爲多年不添新衣已經習以爲常，很多衣服來自親朋好友的接濟。

調查中發現，75%以上的貧困戶都因爲怕送禮與親友很少來往，過年過節也不走動；全家人也極少花錢去娛樂場所。「幹活幹活，幹着才能活着」，打零工是很多人的再就業方式，沒有節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勞累和生活空間的窘迫使這個羣體對於未來產生難以把握的無力感。「我們這種人，就像是社會要淘汰的人，活着沒盼頭，把孩子養大了事。」一個下崗後好不容易找到清潔活兒的40多歲女工這樣對我說。她從早晨5時幹到晚上5時的報酬是每月200元，家裏有一個患腦血管堵塞的丈夫和一個上初中的兒子。燈光下，她憔悴的臉上掛着幾分宿命的苦笑。

永遠飽和的勞務市場

我沒有想到會在魯迅兒童公園門口碰到李素萍。那兒是外來民工勞務市場，從遠處一望黑壓壓的約有百八十人。那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着坐着、光着膀子走來走去的外來民工，睜着覓食的眼睛，期待着明天的飯碗。他們大都來自周邊和遼東農村，當耕耘土地的收穫不過是永遠堅硬的債務時，他們來到了城裏。這是個黑市。當地曾很下力氣地清理、取締過幾次，但事過不久就會捲土重來。

李素萍就站在這一羣人中間，坦然自若。她來這裏候了兩天，沒有滿意的結果。她微胖的體態和站立的姿勢很容易讓人以爲她是來招工的。一些胸前掛着「廚師」、「泥瓦工」紙牌的人在她周圍晃來晃去，知道底細後就失望而去。

她已經有兩年沒活兒幹了，在家幹待著。下崗前她和丈夫都是瀋陽軋輥廠職工，她做黨務工作，丈夫在車隊，年年先進工作者。四年前雙雙下崗，丈夫在外打零工，兒子在讀大專。她說這個市場的好處就是供求見面，談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崗後她也做過酒店管理，後來身體不好辭了。現在年紀又大了，45歲，誰還要呢？

她住的還是單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貨幣化。她家的居住面積只有12平方米，但要交6000元。節衣縮食的她犯了愁，於是就到了這兒。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給錢，啥都幹。」那些人圍住我，像看到了希望的火種。我凝視着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們真的開始將自己置於就業市場的大舞臺，抹去從前不肯輕易卸下的面子。在貧困面前，她們無法後退，別無選擇。

一份當地政府報告顯示，到2000年底，瀋陽全市累計下崗職工達到6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39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人員6.5萬人，登記失業率爲2.45%。截至同年末，全市失業下崗人員中已有45萬人實現了再就業，安置就業率爲70%。但在這些樂觀的數字背後，我看到的是失業給家庭帶來的致命打擊和尋找安全飯碗的艱難。在接受採訪的下崗失業人員中，重新找到較穩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10~20%能找到半年時間左右、且能開工資的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人們對在私企找工作心存疑慮，因爲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經常不給工資。對於下崗後當老闆迅速脫貧致富的幸運者，許多人報之一笑，認爲只有親戚在政府任職的人才能辦得到。

40歲的王小蘭下崗後靠賣汽水度日，5角錢1瓶。低物價低消費已經成了鐵西特有的經濟生活現象。她愁家裏每天開支、孩子的學費，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去年單位給了1萬多塊錢一次性買斷後，他就在家歇着。40歲男人，體力還挺好，幹啥呢？這不，成天就這麼遊蕩，再下去人就要廢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三五成羣閒着嘮嗑的人們，街邊、公園裏麻將、撲克擂臺擺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分老年人，相當多的是些三四十歲的中年人。這些無所事事的遊蕩者似乎淡忘了生計的艱難，在麻將和嘆息中打發慘淡的光陰。「找不到事做，能咋辦？」他們空蕩蕩的眼神裏竟有種安守貧困的屈服。

在龐大的下崗失業隊伍中，35歲到45歲成爲其中的主力，其中75%的人文化程度僅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勞動技能單一，因而成爲再就業中的難點。儘管近年來瀋陽市在加強就業技能培訓上很下了些力氣，從1998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資2000萬元，用於失業下崗人員再就業培訓工作，但不可忽視的是，得過且過的惰性和傳統的擇業觀念尚佔據着相當一部分人的頭腦。與此同時，蜂擁而至的外來務工者客觀上造成了就業市場的白熱化競爭。

在瀋陽採訪的日子裏，聽到最多的是人們對於失業的憂慮和對腐敗的詛咒。有人說，以一個現代化主義者的眼光看，瀋陽的蛻變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實現了從一個老工業基地到商貿中心城市的轉型。頗具規模的批發市場已經成爲瀋陽經濟發展的亮點，在這些壟斷全國乃至全世界商品在東北的銷售的批發市場裏，也派生出一批瀋陽最爲典型的新富階層。儘管隨着慕綏新時代的結束，瀋陽已告別了不堪回首的劣政，但權力腐敗的陰影仍籠罩着人們心緒難平的夢境：當他們想起電視上風度翩翩的副市長馬向東今天拉着下崗職工的手問寒問暖，第二天就飛到澳門一擲萬金的往事時，強烈的被剝奪感油然而生。

摘自(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