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视台专访《天安门文件》编辑黎安友
 
2001年1月13日发表
 
【人民报讯】美国公共电视台11日播出了主持人范斯沃斯(ELIZABETH FARNSWORTH)对《天安门文件》英文版编辑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专访。

  公共电视台在节目引言中说,显然是从中国带出来的秘密文件可能揭示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背后的内部政治。

  主持人范斯沃斯的开场白说,1989年6月的形象似乎将时间定格。全世界都在观看,中国军队清除了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其它地方,当时几十万名学生和其他人示威,要求民主改革。准确的死亡数字至今没有出来。中国政府说大约二百人被杀害,但其他人估计死亡可能有几千人。

  主持人说,派出野战部队进京的决定是共产党最高层在中南海作出,在镇压行动的前几天。决定是在邓小平家中的会议上作出。一本名为《天安门文件》的新书包括那些关键会议的纪要。这些会议纪要和其它文件被一个笔名为“张良”的人提供给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张良说,作为一名目击者和参与者,他感到对中国人民和历史有义务公布事件背后有关决定的完整和真实的记录。

  主持人引用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的话说,那个关键时期的文件非常重要。他认为相当准确,但他没有什么内幕消息。范斯沃斯接著介绍了“六四”事件,引用了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等人在六四之前的谈话。她说,那天(六月三日)晚上,部队进入北京中心。他们没有在广场开枪,但他们在附近的街道上对人扫射。中国仍然生活在(那一事件)的后果中。

  主持人在引用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天安门文件》的否定之后,提问黎安友: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得到这些文件的?

  黎安友说,“编纂者冒极大风险将文件带出来。因此,恐怕我不能多谈这个问题。但他一个时期之前接触我,说他有很多文件--他希望能把那些信息传出来。我告诉他,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应当压缩成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因此,他把它变成一本书,一本中文书,将在今年三、四月发表。从这本书中,我的同事和我编出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英文书,英文版只有中文版的三分之一。”

  回答主持人为什么张良要找他的问题,黎安友说,“在书的前言中文说,他告诉我,北京领导人认为我是独立的。我有独立分析的声誉,他们认为我会对这一项目感兴趣,也许他们认为我不会害怕处理它。”

  主持人问那些文件是否是电脑打印出来的,黎安友回答,不。范斯沃斯问它们确切是什么样子?黎安友说,这里有个混淆的地方。那些文件不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正如我刚才告诉你的,但我编辑使用的是编纂者根据我的建议提供的中文文本。当然,这次是电脑打印出来的。

  主持人问他是否看到了文件原件,黎安友说,“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否看到了它们或者是否我没有看到它们。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总是告诉人们,对我来说,看到文件真品的形式并没有多大意义。我当然看得到内部中央文件--所有中国专家都看到过。我多少知道它们看起来什么样子。但要鉴别真伪,你必须是个化学家,你必须是个那方面的专家,而我不是。

  黎安友说,“我可以鉴别文件内容的真伪,而不是物质上的文件本身,因此,我没有使用文件原件--我也不愿意使用原件--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这个项目耗费很多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编纂者根据我的意见,提供我们可以使用的文本。

  回答关于张良出版这些文件的动机问题以及为什么这是影响中国内部辩论的问题,黎安友说,“当时发生的事件成为一个禁忌。江泽民说,已有定论。再也不能讨论。你刚才引用外交部发言人说--党作出来正确的结论,问题已经结束。但有很多、很多人认为问题没有结束,他们希望讨论它,他们相信党犯了个错误。”

  黎安友说,那不仅是个历史问题,因为在1989年不能讨论的问题,至今仍然不能讨论,这个题目就是政治改革,就是改变执政的共产党同社会的关系。在天安门事件之前,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赵紫阳,都倡导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江泽民也表示愿意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处理学生的要求问题。但强硬路线赢得权力战之后,那也被压下去了。因此,天安门这个禁忌就是讨论政治变革的禁忌。

  关于从这些文件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黎安友说,最重要的也许就是那些文本的丰富性--里面的人物都是使用自己的语言,以及所有角色立场的复杂性。你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那些部队部署到北京--多少城市有示威活动。经过所有这些事件,邓仍然坚持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经济改革都要坚持。

  黎安友认为,最具有戏剧性的事件是应当作为中国最高治国机构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在戒严问题上出现2:1:2的局面。根据上下文,乔石弃权,也许是他不想制造宪政危机,因为他知道邓小平和另外两个元老,不管五名常委投票结果如何,都要实施戒严,因为邓控制著军队。这是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教训。

  主持人问到文件的真实性问题,黎安友说,首先,文件本身具有非常证实的质量。他们非常复杂,我只能检查里面几个。我不能核对很多事实,因为如果我核对很多事实,人们将会猜想到正在进行什么事情。我核对了一些不可能从公共记录也并非对我来说无法检查的事实,全都符合。第二件事在于编纂者本身,他告诉我的故事。他告诉我的所有事情都能站得住,我也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核对他的情况,发现他告诉我的关于他本人的情况属实。第三,我把这些英文或中文材料拿给很少几个专家看,包括你刚刚引用的李洁明,他是个非常、非常合格的专家。自从发表之后,我们受到来自中国的许多证实,包括外国专家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外交部发言人相当弱的声明,任何伪造的企图都是徒劳的,那是另外一种证实。

  当问到张良是否有危险时,黎安友说,有很大危险。因此,黎安友不说他或她在什么地方。“我看了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某些材料,许多都很疯狂。香港一家报纸说,国家安全部以经查明那个人,他们知道他是谁。我不相信那些。但我不是情报专家。我是个教授。因此,我不知道国家安全部有什么样的能力。但我不能低估他们。

  关于他、林培瑞(Perry Link)和夏伟(Orville Schell)三名参与这本书的人员能否再去中国问题,黎安友说,“我们现在不抱多大希望,但我们都希望再去中国。我们对中国人没有任何恶意,如果有人邀请我,我会非常高兴。”

  黎安友还说,关于这些文件,目前经常讨论的问题是从英文倒译回去的中文,引起某些混乱。在中文版出版之前,外面看不到中文原文,只有已经授权台湾一家报纸发表的摘要例外;中文版将采用文件原文,将在四月或者三月出版。那才是真正的原本语言。中国有很多讨论。我相信中文书出版之后,会有盗版。
转自 大纪元
(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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