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析這種象徵意義，首先須從江澤民與李鵬的互動關係開始說起。在89年之後，江澤民上臺伊始，江李之間的關係並不向前幾年那樣牢不可破。相反，他們兩幾乎是冤家對頭。李認爲自己在鎮壓六四民運中功比天高，而江澤民則無功受祿，輕易摘到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之桃。對此，李當然是看在眼裏，恨在心裏，並結盟姚依林、陳希同等人與江澤民周旋。最後還是鄧小平親自找李鵬談話，才使得李不得不「服氣」。李在知道自己由於形象不好而無法取得最高領導權之後，也徹底改變了對江的態度。他一躍從最抵制江的人，變成「江核心」不離口的人，而且還監督喬石、朱容基等人是否也同樣效忠江。

對江澤民來說，李鵬在一開始絕對是一個包袱，至少是形象上的包袱。江澤民不得不長期被人看作是與李鵬爲伍的人。但是，江知道，李鵬這個累贅又是擺脫不掉的。且不說，李鵬後面有老人黨的支持。李鵬本身也是六四「鎮壓有理」的象徵。江澤民之所以不能罷免李鵬，是因爲難以承受重估六四所可能造成的政治衝擊波。所以，李鵬的政治生命如此之長，絕不是得自於他的才幹或威望，而是得自於江澤民不願重估六四。

對這種情形，沒有人比這兩位當事人更心知肚明了。既然彼此不能相互擺脫，還不如彼此相互利用。文章說，李鵬通過擁戴江澤民將自己的政治生命再延長12年。不僅如此，他還利用江澤民對朱容基的防範心理，在退出總理職位擔任人大委員長之後，能夠把自己在黨內的排名仍維持在朱之上。由此才形成這樣一個奇怪的局面：最不得人心的人做二把手，相對最得人心的人只能做三把手。李鵬嫉妒朱容基的能力和名望，而朱則不服李的權勢，兩人的較勁也由此展開。

江澤民對李鵬的利用則更爲全面，更爲徹底，居然把李鵬的價值幾乎用光用盡。江澤民善於變廢爲寶，充分利用李鵬在國際舞臺上形象差的弱點，把李的國際空間變成自己的國際空間。以亞太經合會議爲例，本應由各國政府首腦參加，但是由於克林頓等西方領導人拒絕接觸李鵬，從而使得江澤民可以趁虛而入，藉助類似的國際場合，擠入國際舞臺。按照中國憲法，中國的國家主席，就像日本的天皇一樣是虛位元首，並無實權。但是，由於李鵬的弱勢，江澤民已經把中國的政府體制變相地改爲總統制，至少在他執政期間如此。面對江澤民對自己權力的鯨吞蠶食，李鵬並沒有還手的餘地。如果江在上臺之初，碰的是一位被國際社會廣泛接收的強勢總理，那麼江鞏固自己權力的難度將大得多。

江澤民不僅利用李鵬的弱勢擴大自己的國際權力空間，而且還用足李鵬的保官心理，與李鵬聯手壓制江的政治對手。在逐走喬石，壓制朱容基和李瑞環上，李鵬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李鵬鼎力相助，江澤民成爲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歷程將漫長得多。江澤民的策略是「用走狗逐狡兔」，利用李鵬征服其主要的政治對手。等到沒有勁敵之後，他再讓李鵬自然退休，從而使李下臺與重估六四脫鉤。若李鵬出局太早，就無人能幫助江制服喬石、朱容基和李瑞環。現在，江澤民的權力已經完全鞏固，其本人也將逐漸從一線退出。這意味著李鵬的價值也已被江澤民榨盡，其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因對江失去價值而走到盡頭。

李鵬的失勢已成定局。現在的焦點是李鵬能否體面地下臺。江澤民希望李能體面下臺，而朱容基則要李鵬因腐敗而再次名聲掃地。李鵬在去年使館轟炸事件之後曾極力主張解除朱的總理職務，並給他扣了許多罪名，如另立核心，討好美帝國主義等。而朱則利用李鵬家族的腐敗記錄作爲反擊的利器。朱雖然想對李鵬窮追猛打，但是江則滿腹顧慮。因爲對李鵬打擊力度過大，會使六四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這是江所既不願意看到的。所以，傳媒中有關於只讓李鵬退休，但不追究其家族腐敗問題的說法。所以，朱容基的努力很可能會落空。

李鵬的淡出將對中共高層的政治生態產生重大的影響。在中共最高決策層，主張重估六四的人數也許不會增加，但是將失去一位最反對重估六四的強硬派；主張政治改革的人數也許沒有增加，但是卻失去一位最抵制政治改革的頑固派；同情自由化的人數也許沒有增加，但是卻失去一位最痛恨自由化的極左派。李鵬對自己出局之後的可能變化遠比他人更爲敏感。他爲自己拍「六四事件」的記錄片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他正確地意識到，六四事件會隨著他的出局而終將被端上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