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教訓是跨國界的
 
莊永康
 
2000-9-20
 
【人民報訊】文革博物館最大的意義其實不在於展出遺物,讓人「憑吊」,而是以實物和語文說明提供思辯的條件,讓參觀者可以從中思考我們從哪裏來,應到哪裏去這類問題。

  讀了言論版上徐弘炯君寄自荷蘭的來論(9月14日),想談談「如何面對歷史」的議題。針對徐文《該怎麼面對「文革」?》這一問,筆者的回答是:該有一部客觀平實而分析深入的文革史,留作後世之鑒。理由很簡單,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但教訓卻是跨越國界的。大家都想知道,政治運動造成「浩劫」,真相到底怎樣?請注意,下個「文革」的舞臺,並不一定仍在中國。

  發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牽涉了四分之一人類的一場風暴。這場風暴除了產生批斗、暴力等現象之外,同時也是思想、文化上的巨大耗損。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一部完整的文革史將是對人類的一種貢獻。這本論著目前還沒有出現,未免是一種遺憾。

文革博物館

  徐文是為了反駁林敏的一篇文章《中國應面對「文革」》而寫。其中指出,「把日本侵華戰爭和文革相提並論,是不合邏輯的」,這點筆者深表同意。文革是民族的內耗,而不是外族入侵,因此二者本質不同。但,徐文說因美國人不建越戰博物館,所以中國人也不應建文革博物館,恐怕也犯上同樣的邏輯錯誤:越戰與文革本質不同,所提供的歷史教訓,當然也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至於說,由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幕後」建了個網上中國文革博物館,所以中國人自己就不能建,理由也很薄弱。照我看,由於美國人建立中國文革博物館,中國人自己更應建立一個博物館,給文革及其影響作出公正客觀的總結,方為上策。

  當然,「公正客觀」是什麼,律人和律己尺度在哪裏,都是十分難以拿捏的。許多人到北京參觀「中國現代文學館」,都覺得它建設堂皇,令人艷羨;然而這麼大的一個館,卻對十年文革隻字未提,也是使人驚訝不已的地方。

  設立博物館,無疑與創建者對待歷史的態度有密切的關係。博物館最大的意義其實不在於展出遺物,讓人「憑吊」,而是以實物和語文說明提供思辯的條件,讓參觀者可以從中思考我們從哪裏來,應到哪裏去這類問題。

怎樣對待歷史?

  徐文提到,博物館實物「會把人們帶入血腥、帶進憤怒,從而可能危害到今天和明天的社會」,那恐怕是種片面的預測,博物館反應如何當然也要看「受眾」是誰而定的。或許有人認為,今天的中國群眾還是容易激動的,容易受誤導的,因此不提過去,穩定壓倒一切。但同樣令人迷惑的是:面對過去,是否就不能保持穩定?相反的,不檢討偏差,是否就能避免錯誤不再重犯,悲劇不再發生?

  筆者向來反對以挖人瘡疤、幸災樂禍這類陰暗的心理看文革,或看任何災難。(因為我相信報應。)怎樣對待歷史事件,確與當事人的心態和氣度有關。同樣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人懺悔贖罪,日本人曖昧躲閃,便有天淵之別。而在這件事情上,兩者絕對可以相比!

  此外,即使文革博物館未建,文革全史未出,也並不表示文革完全沒有被記錄下來,反映出來。因為中國人還是個有文化的民族!倘若你對鄭念、張戎以英文寫的小說不以為然,以中文寫的回憶錄和「傷痕文學」也著實不少。

  據了解,這些源源而出的文學作品,是1970年代末期的潮流,並得到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路線所鼓舞。作品包括戴厚英的《人啊,人!》、古華的《芙蓉鎮》、諶容的《人到中年》等。晚年覺醒的巴金,寫出《隨想錄》;88高齡的季羨林,也有《牛棚雜憶》。學者劉再復探討為何中國作家在諾貝爾文學獎缺席的議題時,也曾在鴻文中追述了文革的影響。

文革的惡果

  個人認為,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這三部曲,是對文革最有概括力的描述。這三個中篇表現了三個層面,即知識分子的埋沒、大自然的破壞與教育事業受到摧殘。實際上,中國目前仍在承受著這些惡果。讀了這三篇小說,你會明白文革的過去是可以深刻地檢討的,絕對不用血淋淋。

  文革的發生,當然也不能脫離特定的時代背景。曾被打為「走資派」的一名中共老黨員馬識途(看來是筆名),便在著作《滄桑十年》中提出一番探索。據港報引述,書中這麼寫道:

  「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是在中國社會土壤裡和在中國歷史現階段發生的,也只有在現在中國這個環境裡發生。鄧小平在說到過去的錯誤時說: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認識、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

  「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有不少弊端,如表現為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思想僵化、壓制民主、打擊報復、欺上瞞下、專橫拔扈、貪贓枉法等官僚主義,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書記、第一書記,什麼人說了算,獨斷專行,正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也是發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當然,這是馬識途的一家之言。

  徐文的主題是:「外有洋人,不談家醜」。細想一下,文革的悲劇,是不是也因這種極度懼外排外的思維而產生的呢?因為當時的毛澤東告訴中國人,發動文革,是為了對付「帝」、「修」、「反」——即西方的帝國主義、蘇聯的修正主義和國際反動派。於是全國陷入了「抓鬼」運動中,人人都自稱忠於毛主席,都說對方是外國代理人……。

  其實在1950年代初,美國參議員麥卡錫極端反共,也曾以莫須有的罪名,掀起過類似的「獵巫」(Witch-hunting)行動,給社會造成了分裂與動蕩。但大量的文獻、記錄片和文藝作品顯示,美國人對麥卡錫主義的批判不遺餘力,對其踐踏人權的做法予以譴責,並不因為這段日子不光彩而絕口不提。(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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