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教训是跨国界的
 
庄永康
 
2000-9-20
 
【人民报讯】文革博物馆最大的意义其实不在于展出遗物,让人“凭吊”,而是以实物和语文说明提供思辩的条件,让参观者可以从中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应到哪里去这类问题。

  读了言论版上徐弘炯君寄自荷兰的来论(9月14日),想谈谈“如何面对历史”的议题。针对徐文《该怎么面对“文革”?》这一问,笔者的回答是:该有一部客观平实而分析深入的文革史,留作后世之鉴。理由很简单,文革虽然发生在中国,但教训却是跨越国界的。大家都想知道,政治运动造成“浩劫”,真相到底怎样?请注意,下个“文革”的舞台,并不一定仍在中国。

  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牵涉了四分之一人类的一场风暴。这场风暴除了产生批斗、暴力等现象之外,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上的巨大耗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部完整的文革史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这本论著目前还没有出现,未免是一种遗憾。

文革博物馆

  徐文是为了反驳林敏的一篇文章《中国应面对“文革”》而写。其中指出,“把日本侵华战争和文革相提并论,是不合逻辑的”,这点笔者深表同意。文革是民族的内耗,而不是外族入侵,因此二者本质不同。但,徐文说因美国人不建越战博物馆,所以中国人也不应建文革博物馆,恐怕也犯上同样的逻辑错误:越战与文革本质不同,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当然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至于说,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幕后”建了个网上中国文革博物馆,所以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理由也很薄弱。照我看,由于美国人建立中国文革博物馆,中国人自己更应建立一个博物馆,给文革及其影响作出公正客观的总结,方为上策。

  当然,“公正客观”是什么,律人和律己尺度在哪里,都是十分难以拿捏的。许多人到北京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都觉得它建设堂皇,令人艳羡;然而这么大的一个馆,却对十年文革只字未提,也是使人惊讶不已的地方。

  设立博物馆,无疑与创建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博物馆最大的意义其实不在于展出遗物,让人“凭吊”,而是以实物和语文说明提供思辩的条件,让参观者可以从中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应到哪里去这类问题。

怎样对待历史?

  徐文提到,博物馆实物“会把人们带入血腥、带进愤怒,从而可能危害到今天和明天的社会”,那恐怕是种片面的预测,博物馆反应如何当然也要看“受众”是谁而定的。或许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群众还是容易激动的,容易受误导的,因此不提过去,稳定压倒一切。但同样令人迷惑的是:面对过去,是否就不能保持稳定?相反的,不检讨偏差,是否就能避免错误不再重犯,悲剧不再发生?

  笔者向来反对以挖人疮疤、幸灾乐祸这类阴暗的心理看文革,或看任何灾难。(因为我相信报应。)怎样对待历史事件,确与当事人的心态和气度有关。同样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忏悔赎罪,日本人暧昧躲闪,便有天渊之别。而在这件事情上,两者绝对可以相比!

  此外,即使文革博物馆未建,文革全史未出,也并不表示文革完全没有被记录下来,反映出来。因为中国人还是个有文化的民族!倘若你对郑念、张戎以英文写的小说不以为然,以中文写的回忆录和“伤痕文学”也着实不少。

  据了解,这些源源而出的文学作品,是1970年代末期的潮流,并得到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所鼓舞。作品包括戴厚英的《人啊,人!》、古华的《芙蓉镇》、谌容的《人到中年》等。晚年觉醒的巴金,写出《随想录》;88高龄的季羡林,也有《牛棚杂忆》。学者刘再复探讨为何中国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缺席的议题时,也曾在鸿文中追述了文革的影响。

文革的恶果

  个人认为,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这三部曲,是对文革最有概括力的描述。这三个中篇表现了三个层面,即知识分子的埋没、大自然的破坏与教育事业受到摧残。实际上,中国目前仍在承受着这些恶果。读了这三篇小说,你会明白文革的过去是可以深刻地检讨的,绝对不用血淋淋。

  文革的发生,当然也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曾被打为“走资派”的一名中共老党员马识途(看来是笔名),便在著作《沧桑十年》中提出一番探索。据港报引述,书中这么写道: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是在中国社会土壤里和在中国历史现阶段发生的,也只有在现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发生。邓小平在说到过去的错误时说: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认识、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有不少弊端,如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思想僵化、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拔扈、贪赃枉法等官僚主义,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书记、第一书记,什么人说了算,独断专行,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是马识途的一家之言。

  徐文的主题是:“外有洋人,不谈家丑”。细想一下,文革的悲剧,是不是也因这种极度惧外排外的思维而产生的呢?因为当时的毛泽东告诉中国人,发动文革,是为了对付“帝”、“修”、“反”——即西方的帝国主义、苏联的修正主义和国际反动派。于是全国陷入了“抓鬼”运动中,人人都自称忠于毛主席,都说对方是外国代理人……。

  其实在19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极端反共,也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掀起过类似的“猎巫”(Witch-hunting)行动,给社会造成了分裂与动荡。但大量的文献、记录片和文艺作品显示,美国人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其践踏人权的做法予以谴责,并不因为这段日子不光彩而绝口不提。(http://renminbao.com)

 
分享:
 

如果您喜欢本文章,欢迎给予捐助,哪怕3元5元也是鼓励和支持。让我们一起打拼未来!

 
PayPal在线支付

 
文章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