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日本不能單相思
 
卓南生
 
2000-11-4
 
【人民報訊】即將於11月5日出版的亞洲周刊評論文章:中國多談歷史問題被視為高壓手段,少談或不主動談則被認為有求於日本,北京亟須尋求突破。

以「增信釋疑」和「開拓互利合作」為座右銘的朱镕基日本之行已告結束。繼九八年十一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之後,中國總理的日本之旅是否有助改善中日關係?中日兩個亞洲大國的死結究竟在哪裏?顯然是各方的關心所在。

九十年代、特別是九六年四月美日兩國發表《美日安保聯合宣言》,為安保重新定義,實際上將中國視為「假想敵」之後,中日關係就一直處在不穩定狀態。儘管雙方表面上高唱友好合作,或者刻意強調光明面,都無法改變兩國關係每況愈下的事實。在江澤民訪日之後,兩國關係不但沒有進展反而倒退,也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嚴酷事實。

中日關係為什麼越搞越僵?這是一個有待各方深入探討的大課題。不過,仔細觀察兩國關係的變化,不難發現到如下特徵:一、在日本的日中關係的圈子裡,特別是反映在日本的媒體和中國通的言論中,一開始就把責任全部推給江澤民,怪他抓住歷史問題不放、大打「歷史牌」,引起日本人的逆反心理和「嫌中國」(即討厭中國)情緒。二、也許是由於日本方面(包括一部分在過去還堅持日中友好的人士)反應過於強烈,不少與日本有較多接觸的中國專家學者也在紛紛質疑:北京對日政策是否過於僵硬?江澤民在歷史問題上是否講得太多或者在表態時缺乏技巧?中國是否有必要重新調整歷史問題在對日政策上的比重?

北京對日政策是否過於僵硬、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技巧是否有待提高……這些都大有爭論的餘地。不過,如果是由於日本方面對「歷史問題」有逆反心理而因此斷定中國領導人重視歷史問題是錯誤的決定,則顯然是本末倒置。

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包括一部分在過去對歷史問題持平衡態度者)一聽到歷史就有逆反心理,這既與日本國內「總(整體)保守化」的潮流、為歷史翻案者影響力逐漸擴大有關,也與日本媒體口徑一致,將亞洲人談歷史定位為「歷史牌」的宣傳效果不無關聯。在日本宣傳機器開足馬力,將大是大非的歷史問題矮化為對方揪住自己的小辮子不放,作為經濟乃至政治敲詐的外交手段或棋子的背景下,別說是對歷史一無所知的年青人反感,即使是對歷史真相比較清楚的人士也感到厭倦。至於一般小市民,在接受「歷史牌」的宣傳後,更擔心自己辛辛苦苦繳納的稅金成為鄰國敲詐的對象。在不少日本人心目中,「日本到底該道歉至何時」早已和「日本到底該被敲詐至何時」劃上了等號。

將歷史問題矮化為對日本進行敲詐的「歷史牌」並取得預期效果後,兩年來日本媒體和不少「中國通」公開主張動用「經濟援助牌」。不少專家表示,中國正在大力發展經濟,準備開發西部地區,急待大量外資與技術的引入,有利於日本打對華提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的「ODA(官方發展援助)牌」。在他們看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改善和起飛,「經濟牌」的效果也將遞減,「ODA牌」之所以對北京越打越猛,顯然與上述焦慮心態密切相關。至於「中國威脅論牌」、「臺灣牌」乃至「北京怕亂牌」(指北京為求穩定,不願全面發動輿論與東京抗衡的心理),也是東京經常不斷輪流或同時打出的牌。

與此同時,出於國內外種種因素的考慮,兩年來北京對日政策確有調整的徵兆。日本媒體大事渲染朱镕基答應不在歷史問題上「刺激日本國民」(日方媒體一致解釋為答應不打「歷史牌」)及中國官方為中日經濟合作二十周年舉行紀念儀式,感謝日本的經濟援助等的「柔軟姿態」,一方面固然是為了☆耀「ODA牌」的威力,另一方面也塑造了鄰國領導人低聲下氣的形象。除此之外,一部分日本報人更將朱镕基的日本之行命名為「感謝外交」和「微笑外交」,極盡譏諷之能事。多談歷史問題被認為是採取「高壓手段」或大打「歷史牌」,少談或不主動談歷史則被認為是有求於日本,北京確有為難之處。

怎樣有力駁斥和化解東京將歷史是非問題與「歷史牌」劃等號的宣傳攻勢,是北京面對的課題之一。如何清楚表明哪怕中國再怎麼需要日本的經援與技術,在歷史等問題上仍然堅持不卑不亢的外交姿態和原則(正如朱镕基在日本民營電視臺上與市民對話時的表現),是北京的另一當務之急。必須將「增信釋疑,開拓互利合作」提升為中日兩國的共同口號和共識,而不是北京的單相思,更是今後中日能否真正合作,朝著「友好是主流」的方向邁進的試金石。

卓南生,新加坡學者,日本龍谷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曾任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論委員和東京特派員。著有《日本政治評論二十年》、《大國夢與盟主論》及《日本告別戰後》等。(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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