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日本不能单相思
 
卓南生
 
2000-11-4
 
【人民报讯】即将于11月5日出版的亚洲周刊评论文章:中国多谈历史问题被视为高压手段,少谈或不主动谈则被认为有求于日本,北京亟须寻求突破。

以「增信释疑」和「开拓互利合作」为座右铭的朱镕基日本之行已告结束。继九八年十一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之后,中国总理的日本之旅是否有助改善中日关系?中日两个亚洲大国的死结究竟在哪里?显然是各方的关心所在。

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六年四月美日两国发表《美日安保联合宣言》,为安保重新定义,实际上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之后,中日关系就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尽管双方表面上高唱友好合作,或者刻意强调光明面,都无法改变两国关系每况愈下的事实。在江泽民访日之后,两国关系不但没有进展反而倒退,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严酷事实。

中日关系为甚么越搞越僵?这是一个有待各方深入探讨的大课题。不过,仔细观察两国关系的变化,不难发现到如下特徵:一、在日本的日中关系的圈子里,特别是反映在日本的媒体和中国通的言论中,一开始就把责任全部推给江泽民,怪他抓住历史问题不放、大打「历史牌」,引起日本人的逆反心理和「嫌中国」(即讨厌中国)情绪。二、也许是由于日本方面(包括一部分在过去还坚持日中友好的人士)反应过于强烈,不少与日本有较多接触的中国专家学者也在纷纷质疑:北京对日政策是否过于僵硬?江泽民在历史问题上是否讲得太多或者在表态时缺乏技巧?中国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历史问题在对日政策上的比重?

北京对日政策是否过于僵硬、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技巧是否有待提高……这些都大有争论的余地。不过,如果是由于日本方面对「历史问题」有逆反心理而因此断定中国领导人重视历史问题是错误的决定,则显然是本末倒置。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包括一部分在过去对历史问题持平衡态度者)一听到历史就有逆反心理,这既与日本国内「总(整体)保守化」的潮流、为历史翻案者影响力逐渐扩大有关,也与日本媒体口径一致,将亚洲人谈历史定位为「历史牌」的宣传效果不无关联。在日本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将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矮化为对方揪住自己的小辫子不放,作为经济乃至政治敲诈的外交手段或棋子的背景下,别说是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年青人反感,即使是对历史真相比较清楚的人士也感到厌倦。至于一般小市民,在接受「历史牌」的宣传后,更担心自己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成为邻国敲诈的对象。在不少日本人心目中,「日本到底该道歉至何时」早已和「日本到底该被敲诈至何时」划上了等号。

将历史问题矮化为对日本进行敲诈的「历史牌」并取得预期效果后,两年来日本媒体和不少「中国通」公开主张动用「经济援助牌」。不少专家表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经济,准备开发西部地区,急待大量外资与技术的引入,有利于日本打对华提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的「ODA(官方发展援助)牌」。在他们看来,随著中国经济的改善和起飞,「经济牌」的效果也将递减,「ODA牌」之所以对北京越打越猛,显然与上述焦虑心态密切相关。至于「中国威胁论牌」、「台湾牌」乃至「北京怕乱牌」(指北京为求稳定,不愿全面发动舆论与东京抗衡的心理),也是东京经常不断轮流或同时打出的牌。

与此同时,出于国内外种种因素的考虑,两年来北京对日政策确有调整的徵兆。日本媒体大事渲染朱镕基答应不在历史问题上「刺激日本国民」(日方媒体一致解释为答应不打「历史牌」)及中国官方为中日经济合作二十周年举行纪念仪式,感谢日本的经济援助等的「柔软姿态」,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耀「ODA牌」的威力,另一方面也塑造了邻国领导人低声下气的形象。除此之外,一部分日本报人更将朱镕基的日本之行命名为「感谢外交」和「微笑外交」,极尽讥讽之能事。多谈历史问题被认为是采取「高压手段」或大打「历史牌」,少谈或不主动谈历史则被认为是有求于日本,北京确有为难之处。

怎样有力驳斥和化解东京将历史是非问题与「历史牌」划等号的宣传攻势,是北京面对的课题之一。如何清楚表明哪怕中国再怎么需要日本的经援与技术,在历史等问题上仍然坚持不卑不亢的外交姿态和原则(正如朱镕基在日本民营电视台上与市民对话时的表现),是北京的另一当务之急。必须将「增信释疑,开拓互利合作」提升为中日两国的共同口号和共识,而不是北京的单相思,更是今后中日能否真正合作,朝著「友好是主流」的方向迈进的试金石。

卓南生,新加坡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和东京特派员。著有《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盟主论》及《日本告别战后》等。(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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