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在中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胡星斗
 
2000-11-14
 
【人民報訊】儘管現在提倡科教興國,提倡尊重知識分子,但或許是由於愚民主義時代歧視知識分子的慣性的作用,中國的某些報刊電視還總愛有意無意地把知識者描繪成「迂腐」的形象,並且時不時有人出來抨擊一兩句「他們空談誤國」。

其實,中國還沒到「議論」就能「誤國」的程度,倒是愚昧常常誤國,中國的災難可以說全部是由於愚昧造成的。

由於愚昧無知,才會發生大躍進、三年困難、文化大革命等悲劇;由於愚昧無知,才會有人治主義、專制主義、愚民主義的封建傳統;由於愚昧無知,不知道遭受災難的真相,才會重覆災難;由於愚昧無知,萬歲成癖,骨頭髮軟,古人長期跪著生活,所以,視官貴民輕、逆來順受、敲詐盤剝為當然;由於愚昧無知,不了解現代人類文明,不懂得先進國家的做法,所以,不斷地陷入治亂的循環、動亂和戰爭的深淵。

西方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批判意識。那裏的輿論有個共識:沒有批判意識,就不成其為知識分子;沒有知識分子的獨立的批評監督,就沒有西方健康發展的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君不見西方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上盡是揭短露醜、揭露時弊的內容,由此,他們才建立起監督政府、制約社會、保護人權的現代文明。

而在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不但沒有獨立的地位,即使偶爾議論一下時政,也被批評為空談誤國,似乎中國人最講究實幹。可是,不明白現代人類文明的實幹、蠻幹,就如中國的大躍進、文革,前蘇聯的「集體化運動」、「大肅反」、「向共產主義過渡」等等一樣,只能是浪費熱情,貽害國家。

當今,中國雖然實行了改革開放的英明政策,領導者比較開明能幹,但就不需要批評監督嗎?官僚主義、不正之風、工程報廢、貪污腐敗、司法不公、執法犯法、行刑逼供、國企改革落後、政治改革舉步維艱等都與缺乏有效的批評監督和輿論力量密切相關;

而我國改革每取得一些成就,則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人民的呼籲參與、知識分子的議政督政。如權利下放,經濟責任制,股份制,多種所有制,資本市場,市場經濟,發展三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現代金融制度、現代財稅制度,集約增長,資本經營等等,無不是從非法到合法,從議論、「空談」到官方決策而為全國所接受的。

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吳敬璉曾因長期宣揚、「空談」股份制、市場經濟而被人譏笑為「厲股份」、「吳市場」,屢遭打擊,但最終他們為推動改革的向前發展作出了貢獻。

還有,林林總總的法律法規政策的出臺,倘若沒有理論、議論的醞釀準備,當權者不可能拿得出來,予以公布。

而另一種情況是,由於議論不夠,輿論不夠強大,或者執政者瞻前顧後,導致決策失誤的事常有,如:我國價格並軌、匯率並軌、股份制、住房改革等都沒有按照理論家、知識分子的建議在某個更好的時候出臺改革政策,結果錯過了最佳時機,導致了改革成本的上升,損失巨大。

所以,中國遠遠談不上議論誤國,倒是愚昧誤國的危險時刻能感覺到。

摘自《中國研究》2000/11(17),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教授)(http://renminbao.com)

 
分享:
 

如果您喜歡本文章,歡迎給予捐助,哪怕3元5元也是鼓勵和支持。讓我們一起打拼未來!

 
PayPal在線支付

 
文章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