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胡星斗
 
2000年11月14日发表
 
【人民报讯】尽管现在提倡科教兴国,提倡尊重知识分子,但或许是由于愚民主义时代歧视知识分子的惯性的作用,中国的某些报刊电视还总爱有意无意地把知识者描绘成“迂腐”的形象,并且时不时有人出来抨击一两句“他们空谈误国”。

其实,中国还没到“议论”就能“误国”的程度,倒是愚昧常常误国,中国的灾难可以说全部是由于愚昧造成的。

由于愚昧无知,才会发生大跃进、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等悲剧;由于愚昧无知,才会有人治主义、专制主义、愚民主义的封建传统;由于愚昧无知,不知道遭受灾难的真相,才会重复灾难;由于愚昧无知,万岁成癖,骨头发软,古人长期跪着生活,所以,视官贵民轻、逆来顺受、敲诈盘剥为当然;由于愚昧无知,不了解现代人类文明,不懂得先进国家的做法,所以,不断地陷入治乱的循环、动乱和战争的深渊。

西方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那里的舆论有个共识:没有批判意识,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批评监督,就没有西方健康发展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君不见西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上尽是揭短露丑、揭露时弊的内容,由此,他们才建立起监督政府、制约社会、保护人权的现代文明。

而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独立的地位,即使偶尔议论一下时政,也被批评为空谈误国,似乎中国人最讲究实干。可是,不明白现代人类文明的实干、蛮干,就如中国的大跃进、文革,前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大肃反”、“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一样,只能是浪费热情,贻害国家。

当今,中国虽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领导者比较开明能干,但就不需要批评监督吗?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工程报废、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执法犯法、行刑逼供、国企改革落后、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等都与缺乏有效的批评监督和舆论力量密切相关;

而我国改革每取得一些成就,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民的呼吁参与、知识分子的议政督政。如权利下放,经济责任制,股份制,多种所有制,资本市场,市场经济,发展三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集约增长,资本经营等等,无不是从非法到合法,从议论、“空谈”到官方决策而为全国所接受的。

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曾因长期宣扬、“空谈”股份制、市场经济而被人讥笑为“厉股份”、“吴市场”,屡遭打击,但最终他们为推动改革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贡献。

还有,林林总总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倘若没有理论、议论的酝酿准备,当权者不可能拿得出来,予以公布。

而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议论不够,舆论不够强大,或者执政者瞻前顾后,导致决策失误的事常有,如:我国价格并轨、汇率并轨、股份制、住房改革等都没有按照理论家、知识分子的建议在某个更好的时候出台改革政策,结果错过了最佳时机,导致了改革成本的上升,损失巨大。

所以,中国远远谈不上议论误国,倒是愚昧误国的危险时刻能感觉到。

摘自《中国研究》2000/11(17),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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