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綜述:美國白宮新貴看中國(上)
 
2000年11月11日發表
 
【人民報訊】《購買總統》一書中曾寫道:「美國的總統大選,已經變得既不像選美,也不像是賽馬,而更像是一個財物大拍賣。幾百萬幾百萬的金錢相互競爭,以求跟可能當選爲總統的候選人建立關係和獲取影響力。」因此,當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時,五花八門的商業廣告透過電視等媒體撲面而來:錚光閃亮的小轎車會像噴氣飛機一樣騰空而起;泡沫噴湧的啤酒瓶裏會鑽出身穿「三點式」泳裝的嬌豔女郎;抽水馬桶會和生殖器除臭劑侃侃交談……。以這樣一連串使人眼花繚亂的現實生活場景,作爲觀察美國總統競選運動不可或缺的社會背景,會使人不由自主地聯想到,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其電視廣告中,就好是耀武揚威地騎在一匹駿馬上的一個西部牛仔。

觀戰專家跌眼鏡

可以說,2000年度的美國大選是二戰結束以來最難斷勝負的一次。據筆者了解,中國國內諸多專門從事研究美國的多年的專家和學者都表示,「我們現在也很糊塗,弄不清誰能當選」。因爲,戈爾和布什誰都可能當選,誰都可能落選。他們兩人的勝負數糾纏得十分緊密,選情一直呈膠着狀。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也難以取捨:不是布什領先,就是戈爾領先,各種民意調查的結果都顯示,他們的差距也都在民意調查的誤差範圍之內。兩黨候選人民意不相上下。與此同時,兩爲候選人似乎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拉開與對手的距離。因此,也有人認爲,戈爾與布什之爭是1960年以來戰況最激烈的選戰,沒有幾個人有足夠的理由敢於預測其成敗結果。過去40年中,歷屆美國總統大選在候選人電視大辯論後,總有成敗分明的趨勢,在辯論中明顯失利的一方往往就此居於下風。從1960年到1992年,歷屆美國總統大選都會因爲國內外的大事而呈現「基調性」爭戰,譬如1960年肯尼迪與尼克松爲臺灣海峽緊張局勢、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越戰、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經濟問題。然而,此次大選,誰當選都一樣,「美國民族還沒有到最危險的時刻」,美國社會幾乎一派祥和。在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等方面均沒有「大題目」可做;在諸如墮胎、槍枝管制、教育、稅收等「小題目」上,美國選民也無需拿選票去逼候選人表態。就連媒體都對大選「乏善可陳」,不知道該如何報道大選。

自1960年美國設立總統候選人電視大辯論以來,傳媒和政黨從不敢小覷電視辯論的影響力。此次大選前的三場辯論使得雙方都沒有佔到多大的便宜。很多分析家都說,前兩場辯論雙方打成平手:第一場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稍微領先,第二場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扳回一局。第三場也只是做秀給「大約7%遊離選票的選民」看。據報道,在前一場辯論後,戈爾的鐵票曾大量流失,以致遭到黨內重量級人物的抨擊,指責他犯下一連串「錯誤」,包括在辯論中失缺風度、未能擊中小布什的要害、宣揚政績不夠賣力等等。

因此,在最後一場辯論中,戈爾遂以嶄新面目出現:咄咄逼人、語言鋒利,步步緊逼小布什。小布什除了疲於應對外,也沒有了往日銳氣。當然,也有人認爲這可能是小布什特意採取低調以贏得選民同情的策略。

路透社在第3場辯論之後曾訪問了7名政治分析家,其中6人認爲戈爾蠃得乾淨利落,另一人雖然覺得戈爾的話較有內容,但小布什給人的印象充滿活力。按照美國大學政治學教授的電腦模擬計算,戈爾以大比數戰勝小布什。這個電腦模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經濟形勢和現任總統的得分率。傳統的選舉理論是,選舉是維持現狀與要求變革的大對決。如果經濟形勢很好,現任總統得分就很高,總體政治走向就會得以延續。然而,由於美國國內的政治、社會大氣候無風無雨,由於兩位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各有千秋卻乏善可陳,因此,到目前爲止,許多並無特殊意見的民間團體個人也都意念不定。譬如許多選民對戈爾的保健方案十分欣賞,但又覺得此人油腔滑調,愛吹噓。有些人覺得小布什非華盛頓既得利益圈裏出身,美國人經過8年的民主黨執政後一直心有「輪流坐莊」的想法,因此頗有意讓他入主白宮,可是又擔心小布什的才幹難當此大任。

「中國熱」不看好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對中國人來說,今年比較平淡的美國大選中添加了許多「中國」因素。其實,美國的這屆大選是從1996年就開始了。這期間,中國、美國以及中美關係都有巨大的變化。然而,遺憾的是,在這種變化裏,中國始終扮演着「被動、被指責的角色」,在美國的媒體上,看到的都是中國負面的東西,比如,中國如何威脅臺灣、中國如何介入美國大選(政治獻金)、中國如何竊取美國核機密、中國如何侵犯人權、中國如何鎮壓法輪功、中國如何毀壞美國駐華機構、中國如何成爲美國的威脅、中美貿易如何費勁等等,不一而足。

就在今年10月19日左右,美首都華盛頓曾掀起一股小小的「中國熱」。這股熱與此前結束不久的「中國文化美國行」有着本質的區別。在華盛頓,「一天5場演講會,智囊破口大罵」。

這些演講會都是高水平的專家論壇,且全與中國有關。哈佛大學的博士指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說,「你這個喪心病狂的野心份子」。另一場演講會上,主講人奉命解說戈爾的亞洲政策,而此翁開口就說,「我不太了解亞洲政策」,尷尬的場景,一天之中接連在華盛頓的智囊團裏上演。在尼克松中心,美國國防大學教授馬隆德等人談「中國與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在亞洲協會,美國前駐華大使尚慕傑談「戈爾在亞洲政策」;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談「克林頓的貿易政策」;在美國企業研究所,前駐北京大使、也是前駐臺北代表李潔明發表論文集「再度更新的人民解放軍」;在喬治敦大學,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伯傑談「美國外交政策」。這可能是一種巧合,然而,即使是在這種巧合中,也能嗅出其中並不看好中國的「中國味」。

尚慕傑在擔任大使之前,是代表田納西州聯邦參議員,與戈爾既是同鄉、又曾是同事,關切密切。他卸任大使時,各方都認爲是爲戈爾助選。也正因爲如此,他受邀闡明戈爾的亞洲政策。在尼克松中心研討會上,美國防大學研究員休斯發言時表示,美國發展TMD(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及NMD,遭到中國激烈反對,「中國到底怕什麼?」出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休斯博士說,如果不是中國以武力威脅臺灣,美中之間,何來戰爭威脅?又何需導彈防禦系統?

所以(中美爭執的)關鍵在於中國,不在美國。他說,美國協助臺灣防衛,是「法定義務」,而協助民主國家抵抗侵略,符合國際準則,中國如果要說服美國放棄TMD及NMD,自己必須放棄犯臺野心。休斯語音甫落,一位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按捺不住,斥責休斯不懂國際政治理論,說到激動處,甚至用了「喪心病狂」、「野心陰謀」等語,令全場人士大喫一驚,議論紛紛。與此同時,太平洋美軍司令海軍上將布萊爾10月19日在「亞洲協會」表示,美國體認到中國對亞太區域和平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過去幾年來並希望透過中國與美國雙邊會談建立共同維護和平的體制。強調美國將持續透過多邊合作管道,與中國建立共同責任(co-responsibility)觀念。

而針對中國動輒在臺灣海岸製造軍事緊張狀態,布萊爾表示,這是危害區域安全的作法,美方曾經多次建議北京當局,應就長程考量尋求和平解決途徑。美國總統大選是否將影響美方的對臺政策?研究美國事務的大陸學者楊潔勉指出,美國對臺政策在陳水扁上臺後在一定幅度內作了調整,一方面穩定兩岸關係以避免直接對抗,另一方面則扶植和利用陳水扁政權,延遲中國的統一進程,繼續「以臺製華」。目前民主、共和兩黨的對臺政策基本相似,重點卻有所不同,但不管誰上臺,美國對臺政策的基本框架將保持不變,但有可能朝著向臺傾斜的方面微調。

對華政策無實質差別

兩黨戰略目標總的看來是一致的,都要維護美國一超的地位,遏制任何可能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戰略競爭者。爲此,兩黨都主張以實力爲後盾,一手抓加強軍事力量,一手抓外交戰略,兩手並用;都主張北約東擴,重視同日本、韓國等盟國關係。在對華政策上,民主黨共和黨無實質性差別,無論誰入主白宮,美對華政策都不會發生重大變化,共和黨綱領不同意把中國稱作「戰略伙伴」,而強調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說法不同,實質上兩黨對華推行的都是「遏制加接觸」的政策,在「接觸」與「合作」中促使中國內部發生變化,利用人權、宗教和臺灣、西藏問題對中國施壓,干涉我內政,以圖達到「西化」和「分化」中國的長遠目標。兩黨都表示同意給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法案待遇。

兩黨都堅持一箇中國的原則,但又都把「與臺灣關係法」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並列爲處理對華關係的準繩。兩黨都更加強調海峽兩岸分歧應以「和平方式」並「在自願基礎上」解決,反對以武力推翻一個「民主政權」。反映出美國企圖對一箇中國政策附加的條件,將美國奉行一箇中國原則與我國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相聯繫。人們注意到小布什公開批評克林頓對華政策軟弱,他在競選演說中聲稱應把美中關係由「戰略伙伴」降爲「競爭對手」關係,2月1日美國衆議院以壓倒多數通過《加強臺灣安全法》法案,再次把中美關係推向邊緣,從現在到競選結束,中美關係還要準備新的波動和考驗。

可以肯定的是,在三權分立的美國,無論誰最終當選,都將決定美國未來的政治走向。一方面,由大選帶動中期選舉,國會生態勢必要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在三權中一個不太爲人們注意的一權是最高法院。在目前九位大法官中有5位保守派,4位自由派,勢均力敵。在未來的4年裏,估計有4位大法官要退休,下一任總統將有機會任命4位新的大法官。戈爾或小布什,他們將任命很不一樣的人選進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底色是趨於保守,或者自由,將影響着美國的政治文化。有外交官指出,不管誰當選,中國政府都必須和新總統共事,在不確定誰當選之前,對兩名候選人的人品和政策作詳細分析和比較,未雨綢繆,知己知彼,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選自《鳳凰週刊》(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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