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涼:想起了譚嗣同
 
2000年10月8日發表
 
【人民報訊】方涼10月7日在大家論壇上發表文章:小時候讀歷史,最想不通的人就是譚嗣同了。

公元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變法失敗,十九世紀中國最後一次富強興國的希望也隨之破滅了。老佛爺慈禧先是幽禁了光緒皇帝,接着又下旨捉拿變法首犯。康有爲和梁啓超聞訊躲入日本公使館避難,然後又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坐着日本軍艦逃亡去了日本。當時沒有飛機,輪船也跑得慢,美國又太遠,雖然甲午戰爭剛剛結束不久,但日本在中國人眼裏,還沒有像後來那麼可惡,所以大家都往日本跑。可到了譚嗣同這兒,不知怎麼就中了邪,就是不走。等他設法營救光緒也失敗後,大家就又勸,說這下老佛爺可動真格的了,要動刀子砍人頭了。還有武林高手自告奮勇要護駕。可這譚嗣同就是不挪窩,還說中國還從來沒有人爲變法流過血。看看國外,沒有變法不流血的。他要爲中國的變法流一次血。

嗨,這不是典型的「大傻冒」麼!

小孩子嗎,想不通也就不想了。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後的某一天,不知怎麼又突然想起了譚嗣同,當時不禁爲之大哭一場。

八九年的六月,一場運動剛剛在中國結束。當時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是比較緊張的,好像快要窒息了一樣。不僅參加過那場運動的學生和普通老百姓們在爲中國的前途緊張,那些在這場運動中「沒有認清形勢」的黨員幹部也無不在緊張地思考,更不用說那些中央的領導同志了。當時唯一能接觸到的新聞媒體,中央電視臺,也在緊張地進行一輪接一輪的輿論攻勢。記得當時印象最深的兩條新聞是:第一,清華的學生周鋒鎖在原籍陝西西安,由姐姐和姐夫舉報,作爲一名被通緝的北京高自聯領導成員之一,被抓;第二條就是某位學者躲進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後就不再出來,直到後來在美國人的一再堅持下,中國共產黨才放其去了美國。

當時聽到這些消息,悲傷之餘,心裏還有幾分暗自慶幸。被通緝的那麼多,畢竟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聽到報道,也就是說還「逍遙法外」。慶幸之餘,不禁還一直在替他們擔心。直到後來有一次在《參考消息》上看到一則消息,說是某某正在美國一所著名大學讀書,穿名牌,追女人,意思是還鬧着些「花邊新聞」。至於這「花邊新聞」,當時自然是嗤之以鼻的,相信又是中國共產黨的輿論宣傳,但那些一直不知下落而爲之擔心的人,正在美國確是千真萬確的了。

······

「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頭。康有爲和梁啓超師生二人也先後到了日本。來年康有爲又獨自流亡加拿大,並創立保皇會(又稱中國維新會)。當時在海外華人中,保皇會的影響力是要比孫中山的興中會(也就是後來的同盟會)大得多的。不僅從會員的人數上,海外華人的捐款上,還是對國內的影響上,興中會當時都還稍遜一籌。梁啓超初到日本時,創辦了《清議報》,並積極主張與孫中山合作,但由於康有爲的反對而未成功,不僅使其本人,而且也使中國的民主革命喪失了一次極其寶貴的機會。一九零三年,梁啓超自美洲遊歷後,看到當地華人和其他有色人種遭受的歧視,感慨共和制度的弊端,日本與英國君主立憲制的「長處」,從而言論大變,成爲堅定的保皇立憲派,並與同盟會的革命派進行了激烈的思想論戰。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但其後不久就被袁世凱竊了國。梁啓超則在其時積極爲袁世凱出謀劃策,並委屈求全任職於袁政府中。想必他也早就知道袁世凱正是那個爲了染紅自己的頂子,在戊戌變法時就曾出賣過譚嗣同等維新黨人的「大賊」。想不通如此一個卑鄙小人,爲什麼在當時卻有這許多人要擁之爲總統。不過後來在袁世凱復闢稱帝后,梁啓超爲了維護共和,又積極投身於其學生蔡鄂發起的護國戰爭。至於康有爲,最後的記載就只有堅決擁護袁世凱稱帝和積極參與張勳的「辮子軍」復辟了。

記得曾經看過一篇文章,稱某些晚節不保的偉人和名人爲「早死十年爲完人」。其實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我們這些頭腦發達的血肉之軀呢。去美國也好,日本也好,只要活下來就好,能到外面的世界更是一件極好的事情。在當時的日本,「明治維新」已經開始見效,其發展的經驗,對於有着許多共同之處的中國,本應該有很多值得借鑑的地方。想不通梁啓超如此一位絕頂聰明的政治活動家和學者,當時比較美日的結果卻是要借鑑君主立憲。更可笑康有爲在共和制已經建立後,還死心塌地要爲自己找個皇帝可供磕頭,其思想之頑冥不化也到了極點。

至於說美國,也不是隻有金錢主義和種族歧視,許多新的文化,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先進的科技也是很值得研究和學習的。尤其是去了美國又能進入最好的大學學習,切身地體會許多過去只是聽說過的東西,回憶回憶過去,考慮考慮將來,寫寫文章,作作研究,也確實不失爲一件極好的事情。只可惜古人學到了還是有皇帝好,今人學會了金錢最實在。什麼民主自由,抱負理想,都拋在一邊吧。至於反思之類的事情,也讓老外們折騰去吧。反正他老外不管怎麼拍片子,還不是得讓我們來做男女主角。想不通中國的「下海」 潮爲什麼會如此洶湧以至彼岸。

又過了幾年,被抓進去的學生也從監獄裏放了出來,有的也去了美國,也在那所著名的大學裏開始唸書了,甚至前一陣子在報紙上跟諾貝爾和平獎也有了關係。或許早到的人心裏就在後悔,早知道共產黨不會真的殺頭,拼着坐幾年牢,現在出來也能同樣風光了。今天建黨,明日組會;這陣子去歐洲演講,過幾天又在國會前抗議美國跟中國發展貿易。想不通爲什麼有如此的時間與精力,卻不願分出來一點點來安安靜靜地作些學問和研究。唉,在這一片眼花繚亂中,只有我這個最不合時宜的人,不知怎麼又想起了那個未能完成學業,現在不知身在何處的清華學生,還有那許多叫不出名字的學生,工人,或許還有其他的什麼人吧。

唉,想不通的事情太多也就不想了吧。只知道最後跟着學生們走出天安門廣場的是臺灣來的歌星侯德建;只知道歷史是最公正的,時間是最明亮的;只知道由衷地贊成一句話,「反對任何人或組織借『六 四』之名撈取政治或其他資本。」

嗚呼!譚嗣同,那個小時候怎麼也想不通的人,那個「傻冒」一個的人,那個一定要爲中國變法流血的人,在八九年六月後的那個夏天,成了我爲之痛哭的人。

後記:

八九年以後的我,作爲一個普通老百姓,在中國大陸看到和聽到許多這樣那樣的消息和新聞,感慨與看法,於是總覺得有些話憋在肚子裏想要說出來,想寫點什麼。現在的中國,私底下對政治發發牢騷,甚至罵娘也一般沒有人管了。但是想要公開發表點什麼,也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歸根結底還是因爲自己膽小的緣故。

現在人到了海外,可以說了,也沒有人管你寫了,卻又總給自己找這樣或那樣冠冕堂皇的藉口,什麼需要找工作維持生計啦,需要學習英文啦,需要對這裏的社會多作些了解啦。總之是講經濟多一些,其他就幾乎沒有什麼了。

其實我們這些可以寫自己想寫文字的人,比起那些在國內爲了文章能夠發表出來,而千方百計隱詞含意的人來說,實在是應該感到慚愧的。

現在的中國大陸,說實在的,最不缺的就是搞經濟的人了。反而那些對中西方歷史作比較研究的人,研究民主制度在西方社會起源與發展的人,以及那些思考如何在中國切實可行地實施民主政治的人,才是現在最需要的。就算不能作全心全職的研究,至少在飯後茶餘的閒談中,相信對孩子們也是會有些影響的。
(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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